裡西斯夫人有一道很大的屏障：家庭。
而德·夏呂斯先生卻在家庭和他之間增添了許多不和。
再說，家庭好象并未使他感到興趣，特别是在老區那邊，即古弗瓦西埃那邊。
他與古弗瓦西埃家族相反，對藝術作過十分大膽的嘲諷，但他沒有覺察，一位貝戈特最能使他感到興趣的，是他同所有這個老區的親戚關系，是向他描述他那些堂姐妹從騎子街到波旁宮廣場和茜草田街所過的幾乎象外省一般的生活。
此外，維爾迪蘭夫人持有一種并非居高臨下，即更講求實際的觀點，她假裝認為他不是法國人。
”他到底是什麼國籍，他是不是奧地利人？”維爾迪蘭夫人并無惡意地問道。
–“不，完全不是，”莫萊伯爵夫人回答道，她本能的反應服從于情理，而不是仇恨。
–“不，他是普魯士人，”女主人說。
“不過我隻是對您說說，我知道這事，他對我們說過好幾次，他曾是普魯士上議院的世襲議員，被稱為Durchlaucht①。
”–“然而，那不勒斯王後曾對我說……”–“您知道，她是個可怕的女間諜，”維爾迪蘭夫人大聲說道，她沒有忘記這位退位的王後一天晚上在她家裡所持的态度。
”我知道這事，而且十分确切，她就是靠這個生活的。
如果我們有一個強有力的zheng府，這些家夥都應該關到一個集中營去。
就得這樣！不管怎樣，您最好還是别去接待這群漂亮的人，因為我知道内政部長在監視他們，您的公館會受到監視。
任何事都不會使我消除這種想法，即夏呂斯在兩年之中不斷在我家進行間諜活動。
”維爾迪蘭夫人也許在想，人們可能會産生懷疑，極為詳細地報告這個小圈子的組織，是否會引起德國zheng府的興趣，但她知道，她如果不提高嗓門，她說話的價值隻會顯得更高，所以她帶着溫柔而敏銳的神色*說：”我從第一天起就會對您說，我和丈夫說過：這個人被帶到我家的方式，我不滿意。
這有點鬼鬼崇崇。
我們在一個小海灣裡面，在一個很高的地方，曾擁有一座花園住宅。
德國人一定使那個地方變了樣，在那裡建造一個潛艇基地。
有些事在當時曾使我感到驚訝，可現在我都明白了。
開始時，他不願同我的其他客人一起乘火車來。
我很客氣地請他住在城堡的一個房間裡。
可他不要，情願住在東錫埃爾，那裡有許多部隊。
所有這些都使人清楚地聞到間諜活動的味道。
”
①德語，意思是”殿下”。
對于針對夏呂斯男爵的第一個指責，即指責他已經過時，社交界人士會輕而易舉地認為維爾迪蘭夫人說得對。
其實，這些人是忘恩負義之徒，因為德·夏呂斯先生可以說是他們的詩人，曾從周圍的社交活動中提取一種詩意，其中有曆史、美、秀麗、诙諧和淺薄的優雅。
但是，社交界人士無法理解這種詩意，所以在生活中也看不到任何詩意，就在别處尋找，并把那些比德·夏呂斯先生差無數倍的人，捧得比他高一千倍，那些人蔑視萬物，卻鼓吹社會學和政治經濟學的一些理論。
德·夏呂斯先生十分樂意講述一些在無意中變成典型的詞語，并描寫蒙莫朗西公爵夫人優雅得十分巧妙的服飾，把她看成美妙的婦女，這就使社交界的一些婦女把他當作傻瓜，因為這些女人認為蒙莫朗西公爵夫人是個無人注意的蠢女人，認為那些裙子做出來可以穿，但别人一點不會顯出注意它們的樣子，她們認為自己更加聰明，會跑到巴黎大學去聽課，或是到衆議院去聽德沙涅爾①演講。
①德沙涅爾（1855-1922），法國政治家，曾兩次出任衆議院議長（1898-1902，1912-1920），1920年當選共和國總統。
總之，社交界的人們對德·夏呂斯先生感到厭煩，并非因為對他罕見的智力才能了解過深，而是因為從未對此進行了解。
人們認為他是”戰前的”貨色*，是過時貨，因為這些最不善于評論長處的人，正是在給長處進行分類時最會采取時興的等級的那些人；他們未曾騷擾，甚至沒有觸動過去一代人中有才能的人們，現在卻要抨擊所有這些人，因為這是新一代的标記，人們不會對這一代人有更多的了解。
至于第二個指責，即指責他日耳曼化，社交界人士的中庸思想會使他們拒絕這種指責，但這種指責找到了莫雷爾這位堅持不懈并特别殘酷的代言人，莫雷爾善于在報界乃至社交界保持自己的地位，而這種地位卻是德·夏呂斯先生兩次費了同樣大的力氣才使他得到的，後來也沒有使他失去這種地位，但莫雷爾一直憎恨男爵，不管他曾和男爵保持過何種關系，由于他知道男爵心地善良卻又向許多人加以隐瞞，他的憎恨就更應受到遣責。
德·夏呂斯先生對小提琴師非常慷慨，十分體貼，對他顯示出從不食言的認真态度，所以夏爾莉同他分手時對他的印象，并不是一個有惡習的人（他最多把男爵的惡習看作一種疾病），而是一個他從未見到過的高尚思想最多的人，一個極富有同情心的人，具有一種聖人的風度。
莫雷爾對此很少否認，即使在同他鬧翻之後，還由衷地對親戚說：”你們可以把自己的兒子托付給他，他隻會對你們的兒子産生最好的影響。
”因此，當他竭力用文章來折磨男爵時，他在思想上對男爵嘲諷的對象并不是惡習，而是美德。
戰前不久，報上的專欄短文對熟悉内情者來說是一目了然的，這些短文開始對德·夏呂斯先生進行最嚴厲的中傷。
有篇短文的标題為：《名字以us結尾、享有亡夫遺産的寡婦的不幸遭遇，男爵夫人過去的時日》，維爾迪蘭夫人買了五十份刊登這篇文章的報紙，以便把文章借給熟悉的人們看，而維爾迪蘭先生則表示，連伏爾泰也沒有寫得這樣好，并大聲朗讀這篇文章。
自從戰争爆發以來，調子發生了變化。
抨擊的并非隻是男爵的性*欲倒錯，而且還有他所謂的德國國籍：”FrauBosch”，”FrauvondenBosch”①是德·夏呂斯先生通常的綽号。
一篇具有詩意的文章從貝多芬的某些舞曲中借用了這個标題：《一個德國女人》。
最後是兩條消息：《美洲叔叔和法蘭克福姑媽》和《後方男子漢》，其校樣在小圈子内閱讀時曾使布裡肖本人感到高興，他大聲說道：”但願十分高超、權勢很大的阿納斯達齊女士别對我們的文章進行删節②！”
①德語，意思是：”德國佬太太”，”馮·德國佬太太”。
②那些文章本身要比滑稽可笑的題目更加微妙。
它們的風格來自貝戈特但是以一種也許隻有我一個人才感覺到的方式來寫的，原因如下。
貝戈特的作品根本沒有對莫雷爾産生過影響。
多産現象是以一種十分特殊而又罕見的方式産生的，正因為如此，我才在這裡提及此事。
我曾在恰當的時候提出，貝戈特說話時選擇和說出詞語的方式十分特别。
莫雷爾曾長期在聖盧家裡遇到他，對他進行了”模仿”，莫雷爾惟妙惟肖地模仿他的聲音，使用他也會使用的詞語。
然而現在，莫雷爾為了寫作，把貝戈特式的談話記錄下來，但并未對談話進行修改，就象貝戈特會做的那樣。
同貝戈特談過話的人不多，所以人們無法辨認談話的調子，這種調子與風格不同。
這種口頭多産的現象十分罕見，所以我想在此指出這點。
這種現象隻會産生不結果實的花朵。
–作者注。
莫雷爾的法國血液在血管裡沸騰，猶如貢布雷的葡萄汁發酵起泡一樣，他身在報社的辦公室，卻認為戰争時期呆在辦公室裡沒有出息，所以最終投筆從戎，雖然維爾迪蘭夫人竭盡全力說服他留在巴黎。
當然，她感到氣憤的是，德·康布爾梅先生在他這樣年紀仍留在參謀部裡，她在談到任何不去她家的人時說：”這個人是在什麼地方想出辦法躲起來的？”要是有人斷言這個人從第一天起就在第一線，她會毫無顧忌地回答說撒謊，或者也許是她沒有弄錯的習慣：”完全不是，他沒有離開過巴黎，他正在做一件事，這件事幾乎和陪一位部長散步一樣危險，這話是我對您說的，我對您打包票，我是通過一個看到他的人知道這件事的。
”但是，對待那些常客卻并非如此，她不願讓他們上前線，認為戰争非常”使人煩惱”，會使他們疏遠。
因此，她進行一切活動使他們留下來，因為這樣她将會得到雙重的樂趣，一是同他們共進晚餐，二是當他們尚未到達或已經出發之時，使他們對無所事事感到沮喪。
不過必須使她的常客同意這種圈套式的安排，她看到莫雷爾硬要這樣做感到遺憾，同他談了很久，但白費力氣：”不，您是在這個辦公室裡出力，而且比在前線用處更大。
需要的是有用處，真正成為戰争的一部分，并參加進去。
有些人參加了進去，另一些人則是遠離火線工作的軍人。
而您呢，您參加了進去，請您放心，大家都知道，沒有人會譴責您。
”她在不同的情況下就是這樣，不過男人并非如此罕見，她也不必象現在那樣以女客為主，如果有一個男人失去了母親，她就會毫不猶豫地使他相信，他可以繼續出席她的招待會而不會有任何不便。
”悲傷要放在心裡。
您如果想去參加舞會（她是不舉辦舞會的），我會第一個勸您不要去，但在這裡，在我星期三的小聚會中或者在一個樓下包廂裡，無人會對此感到驚訝。
人們十分清楚，您感到悲傷……”現在，男人更加罕見，喪事更加頻繁，甚至無須阻止他們出入社交界，戰争就足以說明問題。
維爾迪蘭夫人拼命拉住留下的那些男人。
她想要使他們相信，他們留在巴黎對法國更有用處，就象過去她會對他們肯定地說，死者要是看到他們在娛樂會感到更加高興。
不管怎樣，她的男客很少；也許她有時後悔自己同德·夏呂斯先生關系破裂，而且已無法重歸于好。
大衛·科波菲爾
但是，如果說德·夏呂斯先生和維爾迪蘭夫人不再進行互訪，維爾迪蘭夫人卻繼續接待客人，而德·夏呂斯先生則繼續尋歡作樂，仿佛一切都沒有改變，隻是有幾個無關緊要的小小區别。
例如，在維爾迪蘭夫人家裡，戈達爾現在參加招待會時身穿《夢幻島》中的上校軍裝，相當象一位海地海軍上将的軍裝，呢料上有一條天藍色*的寬绶帶，使人想起”瑪利亞的子女們”的绶帶；德·夏呂斯先生過去喜愛成年男子，由于他現在所在的城市中成年男子都已銷聲匿迹，他就象某些法國人一樣，那些人喜歡在法國的女人，并住在殖民地裡：他迫不得已，先是養成了玩男孩的習慣，後來開始喜歡男孩。
不過，這些特點中的第一個特點相當迅速地消失了，因為據報上說，戈達爾不久便”面對敵人”而死，雖說他沒有離開過巴黎，實際上是因年老過于勞累，不久以後維爾迪蘭先生也随之而去，他的死隻使一個人感到悲傷，據說此人就是埃爾斯蒂爾。
我曾以一種可以說完美無缺的觀點研究過他的作品。
但是，随着年事漸高，他迷信地把自己的作品和曾經為他提供模特兒的社會聯系起來；通過印象的煉金術，社會在他的筆下變成了藝術作品，為他提供了公衆和觀衆。
他越來越象唯物主義者那樣相信，美的顯著部分存在于事物之中，所以他先是把埃爾斯蒂爾太太看作他曾在自己的繪畫中和一些挂毯中追求過、喜歡過的有點粗俗的美的典型，而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使他看到社會背景，即行将消失的背景–同作為該背景組成部分的時裝式樣的過時一樣迅速–的最後一批殘餘中的一種随之消失，這種殘餘可以扶植一種藝術，證明其可靠性*，猶如法國大革命在摧毀十八世紀的優雅時，可以使一位遊樂圖的畫家感到難過，或是蒙瑪特爾高地和烘餅磨坊的消失，會使雷諾阿感到傷心；但是，維爾迪蘭先生的去世，尤其使他看到一雙眼睛和一個頭腦的消失，它們曾對他的繪畫作過最為中肯的評價，他的繪畫可以說是以令人喜歡的回憶這種狀态存在于它們之中。
也許已經出現一些同樣喜愛繪畫的年輕人，但他們喜愛的是另一種繪畫，他們不象斯萬那樣，不象維爾迪蘭先生那樣，得到過惠斯勒有關情趣的忠告，得到過莫奈有關真實的建議，這些忠告和建議能使他們正确評價埃爾斯蒂爾。
因此，聽到維爾迪蘭先生的噩耗，埃爾斯蒂爾感到更加孤獨，雖說多年來他和維爾迪蘭先生并不和睦，對他來說，這猶如他作品中的一點美，随着宇宙中存在的一點對這種美的意識的消失而黯然失色*。
至于德·夏呂斯先生在尋歡作樂方面的變化，則仍然是斷斷續續的：他同”前線”保持着大量通信，因此并不缺少相當成熟的休假軍人。
我過去相信别人說的話，當聽到德國、保加利亞和希臘依次聲明自己的和平意願時，我真想相信這些話。
但是，自從同阿爾貝蒂娜和弗朗索瓦絲一起生活以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