述了深奧的道理，正如身着粗衣而懷揣美玉一般。
但不能被人們理解，更不被人們實行，因而他感歎道：“知我者希”。
對此，任繼愈先生說：“他自以為很高明，頗有懷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悶。
其實他唱出的是沒落階級的挽歌。
并不是人們不了解他。
而是曆史抛棄了他。
”（《老子新譯》）張松如先生不同意這樣的觀點。
他說，“曆史卻并沒有冷落了他。
單說先秦時期吧：相傳春秋時的叔向、墨翟，戰國時的魏武侯、顔觸，都曾稱引過他的話；莊子則頌揚他‘古之博大真人哉！’（《莊子•天下篇》）以宋研、尹文為代表的稷下學人又繼承了老子而發展為黃老學派；至于韓非，更有《解老》、《喻老》之作。
降至秦後，西漢初年，黃老之學一度居于統治地位。
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旨》，實突出道家，而司馬遷《史記》并特為立傳。
演至東漢，甚至神化為道教的始祖了。
凡此一切，總不能說是‘曆史抛棄了他’吧。
”（《老子校讀》第385-386頁）我們感到任、張二位先生在對個問題的讨論中有不同的标準。
比如，怎樣才算是被曆史抛棄了的問題。
任繼愈先生的意思是，老子在他所生活的那個時代，他提出的政治主張不被人們理解和采納，因而感到政治抱負難以施展，頗有懷才不遇、曲高和寡的苦悶，從這個意義上講，老子沒有被時代所選取。
張松如先生則是從老子之後的若幹年、幾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曆史長河中去研究老子是不是被曆史所抛棄的問題。
所以，任、張二先生的标準不同，觀點上就有了差異。
在曆史上經常可以見到這樣的景況，懷才不遇、難以施展其政治抱負的君子們，往往被後世的人們所看重，老子如此，孔子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因此，我們的認識是，老子被他所處的時代抛棄了，他的政治主張不能實行；但他又被後世的人們認可，他的思想學說、他的政治主張，有些被統治者接受了、實施了，有些被推向至尊之地，被神化為道教之經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