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參加維爾迪蘭家的”小核心”、”小集團”、”小宗派”，隻要滿足一個條件，但這是一個必不可少的條件，那就是要默認它的信條，其中有一條就是要承認當年得到維爾迪蘭夫人寵愛的那位青年鋼琴家既”壓倒”普朗岱，也”壓倒”魯賓斯坦①（維爾迪蘭夫人說：”瓦格納的曲子，再也不可能有人彈得象他那樣好了！”），還要承認戈達爾大夫的醫道比博丹②還要高明。
随便哪個”新會員”，要是維爾迪蘭夫婦不能說服他承認别人家的人晚會全都跟連－陰－天那樣無聊乏味的話，那就馬上要給轟将出去。
在這一方面，婦女要比男人難以馴服，她們不願抛棄從事社交活動的好奇心，不願放棄親自到别的沙龍去體會體會是否比這裡更有意思的意願，而維爾迪蘭夫婦感到這種探索精神，這種輕佻的邪魔可能傳染開來，對這個小教會的正統教義會帶來緻命的打擊，于是不得不把女性*”信徒”一個一個趕了出去。
①普朗岱（1839-1934），法國鋼琴家；魯賓斯坦（1829-1894），俄國鋼琴家、作曲家。
②博丹（1825-1901），法國名醫。
除了大夫的年輕太太外，那年的女性*”信徒”幾乎就隻剩下（盡管維爾迪蘭夫人本人是個有德行的人，出自一個極其富有然而門第十分低微的正統的資産階級家庭，但她也慢慢地跟這個家庭中斷了一切聯系）一個半上流社會中的人，叫做德·克雷西夫人，維爾迪蘭夫人按她的小名管她叫奧黛特，說她是個”愛神”；另外還有一個是鋼琴家的姑媽，仿佛原先是個看門的門房；她們對上流社會一無所知，頭腦簡單，很容易就相信薩岡親王夫人和蓋爾芒特公爵夫人隻能花錢去雇窮人到她們家飯桌上去充數這種說法，也很容易就相信如果有人邀請她們到這兩位貴婦人家去作客的話，這位當年的門房和這位輕佻的女人是會嗤之以鼻的。
維爾迪蘭夫婦從不請旁人吃飯，他們飯桌上的客人是固定的。
晚會也沒有一定的節目單。
年輕的鋼琴家隻有在”來勁兒”的時候才演奏，本來嘛，誰也不能勉強誰，維爾迪蘭先生不是常說嗎：”在座的都是朋友，友情第一嘛！”如果鋼琴家想演奏《女武神》中奔馬那一段或者《特裡斯坦》①的序曲，維爾迪蘭夫人就會反對，倒不是這音樂不中她的意，恰恰相反，那是因為它在她身上産生的效果太強烈了。
”您非要我得偏頭痛不可嗎？您早就知道，每次他彈這個，我就得偏頭痛。
我知道會産生什麼後果！明天當我要起床的時候，得了，晚安吧，誰也不來了！”他要是不彈琴，大家就聊天。
朋友當中有那麼一位，通常是他們那時寵愛的那位畫家，如同維爾迪蘭先生所說：”撒出一句扯淡的話，招得大家縱聲大笑。
”尤其是維爾迪蘭夫人，她是慣于把表達那些情緒的形象化的說法落到實處的，有一天就因為笑得太過厲害，戈達爾大夫（當年還隻是個初出茅廬的小夥子）不得不把她那脫了臼的下颌骨給托上去。
①《女武神》和《特裡斯坦與依索爾德》都是瓦格納的歌劇。
晚禮服是不許穿的，因為大家都是”親密夥伴”，不必穿得跟被他們避之若瘟神，隻是在盡可能少舉辦而僅僅是為了讨好那位畫家或者把那位音樂家介紹給别人時才組織的盛大晚會上邀請的那些”讨厭家夥”一樣。
其餘的時間，大家就滿足于猜猜字謎，穿着便服共進晚餐，決不讓任何外人混入這個”核心”。
随着這些”夥伴們”在維爾迪蘭夫人的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增長，凡是使得朋友們不能到她跟前來的事情，凡是使得他們有時不得空閑的事情，例如這一位的母親，那一位的業務工作，另一位的鄉間别墅或者什麼病痛等等，就都成了叫人讨厭、該受指責的了。
要是戈達爾大夫認為應該離開餐桌回到病危的病人跟前去的話，維爾迪蘭夫人就會對他說：”又有誰知道，如果您今天晚上不去打擾他，也許對他反倒好得多；您不去，他可以好好睡一夜；明天您一早去，他的病也許已經好了。
”十二月一到，一想起她的忠實信徒們要在聖誕和元旦那兩天把她”撂在家裡”，她就發愁。
鋼琴家的姑媽要他那天一定得到她母親家去吃晚飯。
維爾迪蘭夫人厲聲叫道：”如果你們元旦那天不随鄉下人的習俗，不跟您的母親在一起吃那頓晚飯，她就會死啦！”
到了複活節前的那個聖周，她的不安情緒又起來了。
貝姨
“您是個大夫，是科學家，是自由思想家，您當然跟平常一樣，耶稣受難日那天是要來的啰？”她在組織”核心”的第一年以堅定的口吻對戈達爾大夫說，仿佛準能得到肯定的答複。
不過她在等待那句答話的時候，還是不免有些擔心，因為他要是不來的話，她就有孤獨一人的危險。
“耶稣受難日那天我是要來的……來向您告别，因為我們要到奧維涅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