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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脱胎·摄神·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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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平閑人提出的,《紅樓夢)是“脫胎”于《西遊記》,“借徑”于《金瓶梅》,“攝神”于《水浒傳》的說法,浦安迪教授于欣賞之際,也緻慨于治中國小說史的人都置之不理。

    “閑人”的意見,原是針對作書的整體意度而言的,但畢竟也與藝術方面是大有關聯,難分難解。

    因此,讨論一下“閑人”的見解,于本書主題大有用處。

     “借徑”之義,上一章内己有了幾句說明,因不難理會,此處即不拟多贅。

    倒是“脫胎”與“攝神”,還須講求其中意味何在。

     “脫胎”一義,浦教授已有很好的注解。

    那麼,“閑人”單單要說《紅樓》是脫胎于《西遊》者,卻又是怎麼一個理路呢?依拙見看來,“閑人”的話,有一半是言談微中,有一半是為人所愚。

     他的說法,包含着合理成分,因為雪芹的“得想”與“運思”,确實與《西遊》有“子母”關系。

    試看,《西遊》主角孫悟空,是由石而生的異樣人物,他本來居山在林,十分快樂,忽一日心生感念,俯視人間。

    眼中落淚,他乃決意到人世上去閱曆一遭。

    結果惹出許多是非,經過了數十番災難,最後得成“正果”。

    而《紅樓》的主人公賈寶玉,恰好也是由石而生的異樣人物,他也是凡心偶動,要到紅塵中去“造劫曆世”,所謂“自從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正此之謂也。

    不消多說,即此已可明白“閑人”脫胎《西遊》之言,不為無見了。

     但此說的“後半截”的含意,卻是不對榫的誤解——隻因太平閑人并未窺透百廿回程、高本是個真僞雜拼的僞“全璧”,誤以此即雪芹原旨了,于是鑄成大錯。

    蓋程、高等人的思想,全與雪芹違逆,他們将芹書的“悲歡離合,炎涼世态’的大旨篡改成了二位“大仙”将那塊“頑石”最終“引登彼岸”了——完成了封建體系“做人”的兩大“原則”之後(一是登科中舉,耀祖光宗,二是蘭桂齊芳,宗祀不絕),他披着大紅猩猩氈鬥篷,“成佛做祖”去了!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敗子回頭金不換”的思想“境界”,也就是程、高一流所膜拜的“正果”。

    張新之遂由此出發,覺得兩書的“正果觀念”是一緻的——即“遺傳基因”,即“投胎再生”的真谛了! 我想在此鄭重向讀者聲辯,這是一個文學史上“最大的騙局”(胡風先生論《紅樓夢》語)。

    雪芹絕對沒有這種陳腐庸俗的“人生觀”指導他的著作。

     所以我說,“閑人”的脫胎論,隻對了一半。

     試看雪芹在卷端的自白—— 無材可與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神傳? 一個“無材”,一個“枉入”,全是“自甘下流”,雖有微歎之音,實無可悔之意,——這和“正果思想”真是胡越寒燠,相去萬裡! 在這兒,我引雪芹自白的七絕中,有兩個字與流行本不同:一個是“可與”,一個是“神傳”,這種校訂,詳見拙著(與家兄祜昌合作)《石頭記會真》,茲不細述。

    但“倩誰”一句,在楊繼振藏古鈔本中。

    實在寫作“倩誰記去作傳神”。

    蓋原稿作“作神傳”,鈔者誤倒。

    俗本又以“作神傳”難懂、少見,遂又改為“作奇傳”。

    殊不知,“傳神寫照”,正是雪芹一心要為他親見親聞的“幾個異樣女子”、“閨友”們作藝術傳記的宗旨本懷與藝術境界。

    另一古鈔本,在俗本皆作“為閨閣昭傳”句處,卻清楚寫作“照傳”,此“照”非誤,正是“傳神寫照”的同一語義(應校訂為“為閨閣傳照”)。

     這就重要極了!這也就連上了張新之所提出的“攝神”的問題。

     當然,“作神傳”“為閨閣傳照”,也許主要是指對人物角色的傳寫而言,而“攝神”卻指此部書“攝”取了另部書的“神”而言,是個“整體”精神的意思,略有不同。

    但蛻形而取神,這個藝術領悟,是通于一切,不分整體與個别的原則命題。

     “傳照”誤倒為“照傳”,又誤改為“昭傳”,遂成俗筆俗義——舊時的貞女烈婦,要受皇家的“旌表”,立“節孝牌坊”,地方官員禮敬……,這才叫“昭”傳。

    雪芹是沒有那種思想的(那倒是程、高一流的“理想境界”)。

    那麼,一講到“傳神寫照”的真義,不能不與中國的丹青繪事發生聯系。

    而雪芹的上世與本人,都是精于畫藝的,他寫小說人物,其手法意境重“神”而略“形”,便定然是理會《紅樓》藝術的一大環節,這環節與上一章标出的“奇書文體”是并駕齊驅的“雙絕”,堪稱奇迹! 前章隻借浦安迪教授的論文而提出文體、結構的美學概念與命題,我自己的具體申論有待于後文再列。

    同樣,本章首先是要标出“傳神寫照”這個中華藝術中“傳人”的原則性理論問題,舉例闡釋,也是隻能留待後文。

    為什麼要分這個“先”“後”?因為多年流行的講《紅樓》藝術如何寫人的文章,絕大多數還是“形象鮮明”、“性格突出”以及如何“塑造”如何“刻劃”的理解與措詞,——這些,似乎根源總沒離開西方藝術理論,而于中華文境,關涉無多。

    這種情況,恐怕未必即屬全然足以取法的唯一途徑。

    因此,“返本”于中國自家的“敝帚”、“青氈”,倒可以增添一些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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