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閑人提出的，《紅樓夢)是“脫胎”于《西遊記》，“借徑”于《金瓶梅》，“攝神”于《水浒傳》的說法，浦安迪教授于欣賞之際，也緻慨于治中國小說史的人都置之不理。
“閑人”的意見，原是針對作書的整體意度而言的，但畢竟也與藝術方面是大有關聯，難分難解。
因此，讨論一下“閑人”的見解，于本書主題大有用處。
“借徑”之義，上一章内己有了幾句說明，因不難理會，此處即不拟多贅。
倒是“脫胎”與“攝神”，還須講求其中意味何在。
“脫胎”一義，浦教授已有很好的注解。
那麼，“閑人”單單要說《紅樓》是脫胎于《西遊》者，卻又是怎麼一個理路呢?依拙見看來，“閑人”的話，有一半是言談微中，有一半是為人所愚。
他的說法，包含着合理成分，因為雪芹的“得想”與“運思”，确實與《西遊》有“子母”關系。
試看，《西遊》主角孫悟空，是由石而生的異樣人物，他本來居山在林，十分快樂，忽一日心生感念，俯視人間。
眼中落淚，他乃決意到人世上去閱曆一遭。
結果惹出許多是非，經過了數十番災難，最後得成“正果”。
而《紅樓》的主人公賈寶玉，恰好也是由石而生的異樣人物，他也是凡心偶動，要到紅塵中去“造劫曆世”，所謂“自從鍛煉通靈後，便向人間惹是非”，正此之謂也。
不消多說，即此已可明白“閑人”脫胎《西遊》之言，不為無見了。
但此說的“後半截”的含意，卻是不對榫的誤解——隻因太平閑人并未窺透百廿回程、高本是個真僞雜拼的僞“全璧”，誤以此即雪芹原旨了，于是鑄成大錯。
蓋程、高等人的思想，全與雪芹違逆，他們将芹書的“悲歡離合，炎涼世态’的大旨篡改成了二位“大仙”将那塊“頑石”最終“引登彼岸”了——完成了封建體系“做人”的兩大“原則”之後(一是登科中舉，耀祖光宗，二是蘭桂齊芳，宗祀不絕)，他披着大紅猩猩氈鬥篷，“成佛做祖”去了!這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敗子回頭金不換”的思想“境界”，也就是程、高一流所膜拜的“正果”。
張新之遂由此出發，覺得兩書的“正果觀念”是一緻的——即“遺傳基因”，即“投胎再生”的真谛了!
我想在此鄭重向讀者聲辯，這是一個文學史上“最大的騙局”(胡風先生論《紅樓夢》語)。
雪芹絕對沒有這種陳腐庸俗的“人生觀”指導他的著作。
所以我說，“閑人”的脫胎論，隻對了一半。
試看雪芹在卷端的自白——
無材可與補蒼天，枉入紅塵若許年。
此系身前身後事，倩誰記去作神傳？
一個“無材”，一個“枉入”，全是“自甘下流”，雖有微歎之音，實無可悔之意，——這和“正果思想”真是胡越寒燠，相去萬裡!
在這兒，我引雪芹自白的七絕中，有兩個字與流行本不同:一個是“可與”，一個是“神傳”，這種校訂，詳見拙著(與家兄祜昌合作)《石頭記會真》，茲不細述。
但“倩誰”一句，在楊繼振藏古鈔本中。
實在寫作“倩誰記去作傳神”。
蓋原稿作“作神傳”，鈔者誤倒。
俗本又以“作神傳”難懂、少見，遂又改為“作奇傳”。
殊不知，“傳神寫照”，正是雪芹一心要為他親見親聞的“幾個異樣女子”、“閨友”們作藝術傳記的宗旨本懷與藝術境界。
另一古鈔本，在俗本皆作“為閨閣昭傳”句處，卻清楚寫作“照傳”，此“照”非誤，正是“傳神寫照”的同一語義(應校訂為“為閨閣傳照”)。
這就重要極了!這也就連上了張新之所提出的“攝神”的問題。
當然，“作神傳”“為閨閣傳照”，也許主要是指對人物角色的傳寫而言，而“攝神”卻指此部書“攝”取了另部書的“神”而言，是個“整體”精神的意思，略有不同。
但蛻形而取神，這個藝術領悟，是通于一切，不分整體與個别的原則命題。
“傳照”誤倒為“照傳”，又誤改為“昭傳”，遂成俗筆俗義——舊時的貞女烈婦，要受皇家的“旌表”，立“節孝牌坊”，地方官員禮敬……，這才叫“昭”傳。
雪芹是沒有那種思想的(那倒是程、高一流的“理想境界”)。
那麼，一講到“傳神寫照”的真義，不能不與中國的丹青繪事發生聯系。
而雪芹的上世與本人，都是精于畫藝的，他寫小說人物，其手法意境重“神”而略“形”，便定然是理會《紅樓》藝術的一大環節，這環節與上一章标出的“奇書文體”是并駕齊驅的“雙絕”，堪稱奇迹!
前章隻借浦安迪教授的論文而提出文體、結構的美學概念與命題，我自己的具體申論有待于後文再列。
同樣，本章首先是要标出“傳神寫照”這個中華藝術中“傳人”的原則性理論問題，舉例闡釋，也是隻能留待後文。
為什麼要分這個“先”“後”?因為多年流行的講《紅樓》藝術如何寫人的文章，絕大多數還是“形象鮮明”、“性格突出”以及如何“塑造”如何“刻劃”的理解與措詞，——這些，似乎根源總沒離開西方藝術理論，而于中華文境，關涉無多。
這種情況，恐怕未必即屬全然足以取法的唯一途徑。
因此，“返本”于中國自家的“敝帚”、“青氈”，倒可以增添一些自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