惟有寶玉一人。
在我看來，卻不盡如此，可以這麼說，林黛玉和賈寶玉的愛情不是緣定三生，不是木石前盟，這些不過是作者的修辭，他們的感情是建立在對于生命之美的共同感知與不舍上的的，他們不關心塵世的經濟學問，仕途前程，他們永遠直接地逼向生命的本真，去為所有美好的生命扼腕可惜。
“原來姹紫嫣紅開遍，似這般都付與斷井殘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賞心樂事誰家院”，當這些句子一字不落地吹進林黛玉耳中時，她心醉神癡，眼中落淚，她的靈魂不期然與賈寶玉的靈魂到了一處，而等到她随口念出那首葬花吟，感慨生命的奢華與殘忍時，竟能讓賈寶玉意亂情迷，恸倒在山坡上，他們這一刻的相通，不隻是一對戀人的相通，而是兩個有着共同的生命哲學的人的相通，這其實是寶黛愛情的真正主旋律。
《紅樓夢》寫到這裡，已經到了高潮，但是兩個人還隻是發現了問題，卻沒有共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就算心神相通又如何？他們一下子陷入了巨大的茫然之中，他們總是說錯話，做錯事，他們必須等待命運給他們一個解決問題的契機。
于是故事就走到了梨香院，當賈寶玉終于明白“弱水三千，我隻取一瓢飲”，知道一個人隻有一份眼淚時，他的生命哲學走到了第二步，他認定了林黛玉。
這個問題解決之後，大觀園裡一片祥和之氣，林黛玉似乎也與他心有靈犀，也不跟他怄氣了，也不吃薛寶钗的醋了，甚至還“金蘭契互剖金蘭語”，和薛寶钗情同手足不說，連薛寶琴也視做親姊妹，哭哭啼啼恩恩怨怨全沒有了，他們剩下的是賞雪吟梅，聯詩作對，是群芳夜宴，興盡而歡，知人生苦短而及時行樂，雖然其中也有抄檢大觀園這樣的不和諧音，但是都不是他們主觀上造成的，他們無暇旁顧，一心享受着美好人生。
隻是，這樣的享受與了悟中隐藏着巨大的不真實，他們沒有經曆過真實的痛苦，困惑與了悟皆建立在優越的生活上，而這何嘗不是一種假象？林黛玉說“一年三百六十日，風霜刀劍嚴相逼”，那是她過于敏感，事實上，賈府上下，誰敢拿她怎麼着呢？就是王熙鳳也得讓她三分。
所以老有人覺得林黛玉和賈寶玉無病呻吟，雖說一個天才總能比别人感受到更多，可是假如我們設想一下，如果賈寶玉和林黛玉擁有更為真實的生活，他們的人生哲學決不是這樣，一宗容易變更的哲學肯定不是成熟的哲學，于是《紅樓夢》繼續朝下發展。
我們看不到曹雪芹的後四十回，而高鹗的後四十回又是如此可笑，他一點也不希望賈寶玉成為一個具有悲劇色彩的詩人哲學家，他像賈寶玉的爸爸那樣給他包辦了一個最美好的前程。
先是中舉，再成高僧，還不忘留個遺腹子來續煙火，可謂想得周到。
可是我們要這樣一個賈寶玉又有什麼意思呢？他優越得讓我們摸不着頭腦。
真正的賈寶玉到哪裡去了呢？曹雪芹究竟有沒有寫出後四十回呢？誰也不知道。
但是撇開這個難以确信的存在，我們一樣可以找到賈寶玉，他在第一回裡就已經出現，他說他現在已經一無所有。
對于賈寶玉來說，生命是個不斷被剝奪的過程，首先告訴他不可以成為一個任性的孩子，索要不屬于你的一份，接着又把他以為屬于他的一份也拿走，真正給了他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挂”，當他窮困潦倒，痛失至親，瓦竈繩床、舉家食粥，真實的苦楚和虛幻的孤獨交纏在一起，這時他又依靠什麼來排遣？
所有心靈的武器都被繳了械，隻能去依靠心靈的力度，用《霸王别姬》裡那個老頭的話說，就是得“自個成全自個”，也就是說，自個賦予人生一種意義，回顧時便毫無惶惑之感。
就是曹雪芹寫作的原因，當花柳繁華地溫柔富貴鄉已成春夢了無痕，當摯愛也成心事終虛化，他自己給自己的人生發現了一個新的意義，那就是記載下這一切，當生命以文字的形式栩栩如生地再現，誰能說，這一切都是子虛烏有？誰能說我和我愛的生命都如煙花般轉瞬即逝？
好像是貝多芬說過，我真害怕自己配不上所經曆的苦難，應該說，曹雪芹或者賈寶玉不曾辜負他無論在心靈上還是肉體上所有的遊曆，随着他寫作的深入，随着他新的生存使命的越來越堅定，他會發現，沒有人再能從他這兒剝奪什麼了，他甚至要感激上天，将所有的假象層層剝離，就是要慢慢給他一個真理，我想，如果我們能夠看到曹雪芹的《紅樓夢》的後四十回，賈寶玉未必就會去當和尚，他在空門之外已經了悟，而且在空門之外更能夠了悟，他又何必追求這樣一種形式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