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作家的友好态度，是難以與舊時代在海防與河内過海關時情景相提并論了。
巴金在二十三年前看到的海防與河内，天陰沉，雲灰黯，沒有歡笑，沒有生氣，兩座城市猶如兩個病人膏肓的老人，生命垂危，奄奄一息；而現在，時隔二十三年，他重來河内，再過海防，巴金說他自己“頭發白了，腳步緩慢了，心反而年輕了”。
因為這兩座城市在他的眼前，“十分美麗，非常幹淨”。
當然，巴金在越南看到的方面很多，主要還不是以上這些，而且他是按照當時的觀點看問題的。
他在越南大概逗留了半個月，回來後，寫了一本與《傾吐不盡的感情》相仿的小冊子，書名叫做《賢良江畔》，讓作家出版社出版。
但它的命運與《傾吐不盡的感情》并不相同。
雖然巴金幾乎以同樣的熱情歌頌了被訪問的國家，但由于後來中越關系的變化，這本小書也就幾乎成了廢品。
這也許就是文藝從屬于政治的悲劇吧。
巴金從越南回國，在上海已是炎炎夏天。
七月裡的上海天氣奇熱，熱得他生了滿身痱子；但仍不得不放下手裡的活，和上海的幾個作家、記者一起搞集體創作，寫上海第六人民醫院“斷手再植”的通訊特寫。
雖然自己後來不曾動筆，卻還是同意了葉以群的要求，在另外五個作家、記者合寫的文章前，簽署了自己的名字。
這篇特寫是《上海文學》編輯部的特約稿。
《上海文學》自從在一九六二年文代會後發表了巴金的《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王西彥的《湖上》、魏金枝的《宋濂寓言》以及豐子恺的《阿咪》等文章以後，受了批評，挂着“主編”名義的巴金像對這個刊物欠了一筆債似的，唯恐缺少一個報答它的機會；負實際責任的副主編、老作家魏金枝也一直日夜不安，怕在工作上再出差錯，現在幾乎又像回到“大躍進”時期那樣，隻要上面一聲喊，就不管對也不對，咱二話不說，立刻照辦。
當時的一些通訊特寫，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寫出來的。
到了十一月，巴金又奉命率領作家代表團去日本作第三次訪問。
這次去的，還有老友冰心、嚴文井與馬烽等。
這次他們除了會見日本共産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藏原惟人之外，還去瞻仰過奈良唐招提寺鑒真大師的雕像。
鑒真大師六次航海東渡，經十三年東渡成功，這個故事留在巴金印象中，長期未曾消退。
他們還到日本作家水上勉先生家裡訪問，這個後來曾到中國來回訪并曾到四川成都參觀過巴金老家的熱情友好使者，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當時曾與巴金興奮熱烈地讨論過中日佛教曆史，并愉快地談了南宗開創者、禅宗六祖慧能的故事。
巴金一行這次訪問結束，在離開東京前夕，為答謝接待工作人員，與他們進行了聯歡。
在會場上，大家談起這半個月的和諧相處，與愉
快的活動，都為中日人民友誼前途的發展而充滿信心。
幾位年輕的日本朋友激動得淌出了眼淚；巴金與冰心也禁不住為之感動，他們也噙着淚花，同意日本朋友們的看法，認為兩國人民一定能世世代代友好下去。
兩個老人曾在刻着詩人芭蕉徘句的石碑前停留，仿佛聽到中日兩國人民友好的心在跳動。
巴金還在東京出版的《日本文化交流》上發表了他歌頌中日人民友誼的文章：《人生最美的事情》。
從日本回國，還是忙于送往迎來，出席各種大大小小會議，參加一些突發性的國際鬥争，寫些表态文章，在什麼集會上作些發言，甚至還要到街頭去遊行示威，雖然已是一九六四年新年，但這樣的生活幾乎已經成為他當時的日常例行公事，别人以為他應該這樣，他自己雖疲于奔命，也無法改變。
有時為了躲避過多的集會活動，覺得還是多到基層去看看實際，比在上面被人抓住去空喊口号好一些，這樣就曾到新安江水電站去住了幾天，的确也增加了一些見識；并在順便過杭州時去探望了在養傷中的方令孺。
過了半月，又與金仲華、陳同生等老友一起去上海郊區寶山、上海、青浦等縣的人民公社參觀訪問，同樣增加了一些感性認識。
這樣，在市政協開會學習時，也有些談話的資料。
這時，巴金家庭的氣氛也有些變化。
蕭珊在《上海文學》編輯部工作，她當義務編輯，不拿工資，每天上半天班，既看些來稿，也做點組稿工作。
她認識的作家多，不論在上海，還是在北京或其他省市，她都有熟人，因此，她的組稿面很廣，很為《上海文學》作者隊伍的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