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機器人。
殘酷的現實，證明過去确有人用“地獄”來懲罰不安于現狀的人。
現在已是自己做總結的時候了，人不應該做機器人，“我還是要探索下去。
”雖然一九五七年南京的“探求者”曾因為“探求”吃了苦頭，幾乎送了命，“但是自古以來人類就在探索、探求、追求而且創新，從未停止。
”他以為文學的路，就是探索的路。
但到現在還有人認為隻要掩住傷痕不講，傷痕便可不醫自愈，他們不滿意《傷痕》一類的小說，說是這類揭自己瘡疤的作品，損害了國家的名譽。
其實，“未治好的傷痕比所謂傷痕文學更厲害，更可怕。
我們必須面對現實，不能諱疾忌醫。
”他說，他現在“大夢已醒，我不再向往在傳達室裡度過幸福的晚年了。
我還是要寫作，而且要更勤奮地寫作。
”
寫完了這四篇談“探索”的短文，第二個月，巴金精神奮發地來到北京。
因為他接到訪問日本的任務，必須在北京逗留一個時期，作些準備。
在北京，他住在國務院第一招待所，把赴日訪問演講稿《我的文學生活五十年》定了稿，又看了一些有關日本近年來文學界情況的資料，然後他又與己調北京工作将近兩年的孔羅蘇一起到茅盾家裡訪問病中的茅盾。
自從粉碎“四人幫”後，巴金每次到北京，看到茅盾，不是在會場上，就在茅盾家裡。
茅盾雖然已年過八十，但還是精神抖擻，十分健談。
巴金像尊重葉聖陶一樣，把他當作前輩，當作師友。
他在三十年代上海認識他時，就稱茅盾為“沈先生”。
以後曾有不少機會從他的工作中，得到教益。
“文革”中，雖無機會見面，但蕭珊去世後，茅盾就有信吊唁，巴金也曾有信給他，有時還通過别人相互了解關心，互緻問候。
一九七七年春天，茅盾在報上讀到已金的文章，非常高興，曾在複羅蘇的信中提到巴金，要他向巴金問好。
羅荪把信轉給巴金看，巴金看了想起過去同茅盾聚談的日子，就寫信給茅盾，對他關心自己表示感謝，并告訴他“四人幫”垮台，我頭上那塊石頭也搬走了，關了十年的房間
和書櫥也啟封了，同時還請他留些手迹寫幾行字作為紀念。
不久，茅盾回信來了，附來他寫給巴金的一張字，内容是他填的一首詞。
後來巴金還曾要小林去北京看過他。
這次，巴金與羅荪來，茅盾在自己後院寬廣整潔的書房裡接待他們。
他雖在不久前在自己卧室裡摔了一跤，但還是十分健談，從過去的事情談到最近摔跤時的情景，他都談得很仔細，但仍不免在巴金與羅蘇的印象中留下這個老人孤寂的影子。
他們沒有想到一年以後，老人就去世了。
巴金在訪日前，還在北京為他的老友沈從文、汝龍以及麗尼夫人的住房奔走，他希望有關方面能注意到作家和作家遺屬的生活條件。
沈從文在一九八○年還與他夫人合用一張小書桌，連一間工作室都沒有，為此他感到焦急。
而翻譯了幾百萬字外國文學作品的翻譯家汝龍，在重病中還在為自己的住房操心，後來總算得到解決，而汝龍也終以嚴重的肺氣腫病而無法工作。
散文家麗尼一生坎坷，死後家屬生活困難，居住條件極差，自己的原住房未能收回，這些雖都是“四人幫”在“文革”中給大家留下的後果，但至今未能改善，使巴金感到心中不安。
一九八○年九月，巴金作為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再一次訪問日本，和他同行的有冰心、林林等人。
對中國作家來說，這次與日本朋友相見，也是劫後重逢了。
但是從巴金來看，這次訪日除了與日本作家建立起更好的友誼之外，他還與老友冰心加深了相互之間的了解。
早在一九三三年夏天，巴金就與冰心相識，那時冰心正在北平燕京大學任教，靳以陪同巴金來為《文學季刊》組稿，冰心對巴金的印象是人很忠厚，不太會講話，見了生人比較拘謹。
一九四一年，他們曾都生活在重慶，當時正值抗戰中期，書市不太景氣，巴金看到書店裡沒有冰心的書，就為她編了一本作品集，讓開明書店出版，自己并為它寫了一篇序。
他希望冰心能寫出新的作品。
當冰心用“男士”筆名寫了一本《關于女人》的書稿，交天地出版社後，這個出版社明知冰心當時經濟困難，卻壓低稿費，巴金知道了，便幫助她把書稿取回，轉給上海開明書店印行。
冰心對巴金在别人困難的時候采取熱情幫助的态度，一直有深刻的印象。
六十年代初，他們曾與沙汀等人一起參加中國作家訪日代表團，有過愉快的旅行；但現在又是二十年過去了，他們各自經曆了一段艱難的“文革”歲月，有了更多的共同語言，這次他們兩人還各帶了自己的女兒小林與吳青作為旅伴，使他們相處的日子更熱鬧，更和諧。
有時晚上沒有活動安排，他們談心就有更充裕的時間。
冰心對巴金過去的印象是沉默寡言，見人腼腆，性情有點憂郁。
這次卻發覺巴金是這樣開朗，這樣樂觀，這樣健談，以緻他們談到午夜十二點還不覺得疲倦。
她這才知道巴金心裡的火，和存在他作品中字裡行間的熱情，在他那讷讷不善于言的嘴裡不是不能傾吐出來的，問題是要他感受到友情的溫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