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日《文彙報》新聞版上發表了一篇題目叫《第二次解放》的文章，這是他參加當時上海為了紀念《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發表三十五周年而召開的一次上海文藝工作者座談會上的發言稿。
他在這篇發言稿中說：“個人的遭遇畢竟是小事。
大家更關心的是國家和人民的命運，是我們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的命運……大家堅
定地相信已經站起來了的八億中國人民絕不再低頭，絕不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打倒‘四人幫’，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筆。
在會議期間我又一次學習了毛澤東主席光輝的講話，我增強了信心。
不管我的筆多麼無力，我的聲音多麼微弱，我也要為這個偉大的時代和英雄的人民獻出自己的全部力量，讓這樣一滴水落到奔騰的汪洋大海裡面。
“
上海的這次座談會開了一個星期，當然由于當時的各種條件限制，思想解放還隻是開了個頭，但是畢竟壓在大家心上的那塊“四人幫”石頭挪掉了，各人的心境還是舒暢的。
在會前巴金不僅寫了文章，還準備了這個發言。
他因為好久不曾寫文章，起初竟不知從何處寫起。
但是寫完了，他感到痛快，因為他講出了心裡話。
會後，他還寫信給老友楊苡，說自己講了真話，“四人幫”專講假話，那麼講真話也是同他們對着幹吧。
座談會在友誼電影院開，有一天在門口碰到畫家俞雲階，巴金看見他便跑過去高興地和他握手；還想起一九五五年十月，曾由賴少其介紹俞雲階到他武康路新居來為他畫像，兩年以後，這位畫家就被戴上“右派”帽子不再露面了，現在卻似乎胖了些，巴金忙告訴他：“你二十二年前給我畫的像，現在還在我家裡，好好的一點也沒有損壞！”事實是這樣：經過十年浩劫，巴金連保存了四十年的大哥的一百多封信和一封絕命書抄本都毀了，這幅畫像竟然不曾被造反派發現抄走，真是個奇迹。
俞雲階聽了很高興，就接口說：“我給你再畫一次，好不好？”座談會結束以後不久，他就來到巴金家中，說他當時年輕，現在成熟了些，而巴金也經受了一次磨難，“讓我再給你畫一幅像，作個紀念。
”他希望巴金到他的家裡去，“這裡幹擾太多，到我那裡，隻要花半天時間就可以了。
”他還說：“你還是穿這件藍布上衣，連胡子也不要刮。
”巴金按着他的計劃到了他家中，在他家隻坐了一個半小時，就得到他的同意，離開畫家的家。
一個星期之後，俞雲階和他的夫人果然把他的新作帶了來，他對巴金說：“這是你在五。
二三座談會上控訴‘四人幫’罪行！”巴金把它挂在自己家中的牆壁上，朋友們看了，都說不像，臉長了些，人瘦了些，巴金卻很喜歡它，覺得它表現了自己的精神狀态，當時他是在會上作了憤怒的控訴，他對篡黨奪權的“四人幫”确實充滿了深仇大恨。
在這次座談會期間，與他久别重逢的熟人是很多的，俞雲階不過其中一人。
另外還有個奇遇，這就是在《一封信》發表的那天，即五月二十五日，當時正是座談會召開後的第三天，巴金開了一整天的會，傍晚回家，感到有些疲勞。
這時卻有一位陌生的中年人來找他，說是從北京出差來上海，住的招待所恰好在巴金家的附近，因為讀了當天報上發表的巴金文章，就禁不住走來找他，訴說他們知道的“四人幫”對周恩來總理的迫害。
因為他談到巴金文章中所說的有關敬愛周總理的話，他非常有同感，所以冒着小雨來和他談談。
巴金也像對待自己的兄弟和朋友那樣接待他，兩人素不相識，卻都推心置腹，互訴衷腸，共同的話題，共同的感情，把他們的距離縮短了。
當巴金把他送出門口，才想起還沒有問這個樸實的北方幹部的尊姓大名。
這時巴金真正感到解放的愉快，和“解放”兩個字的意義。
他想起去年“四人幫”還騎在人們的頭上，老友唐張從北京避震南下，因為知道他的地址，才主動摸上門來，但當時見了面還隻能說些“請多多保重”的話，不敢披肝瀝膽；兩年前，甚至葉聖陶到上海想來看巴金和豐子悄，“四人幫”還橫加阻撓，終緻葉聖陶佛然而返。
四年前，九十多歲的日本友人土歧善歧來中國也提出過要求見到巴金。
“四人幫”在上海的看家狗也予以拒絕。
而現
在，隻有把這些滅絕人性的“四人幫”及其爪牙抓了起來，人民才得以自由來往，即使陌生人，隻要意願相同，感情相投，也可以互剖心腹，談自己要說的話，從中得到人與人之間的溫暖。
自由，真是可貴！解放，真使人感到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