沒勁！”這使巴金大吃一驚。
巴金知道孩子的随便說話，原不必太頂真，她當然不會因為功課重而真的就此“看破紅塵”，但是使十一歲的孩子感覺到現實生活引不起她的興趣，這樣的小學教育确實值得認真考慮。
他想起自己三年前提出的問題，到現在還是沒有得到改善，這真使他感到難過。
于是他又寫了一篇有關中小學生教育問題的随想，題目叫《再說端端》，他不但對學校使用“填鴨式”教育提了意見，而且似乎在這裡也向他的女兒不客氣地提出了批評，他說：“說也奇怪，我女兒思想很開放，但是要她抓孩子的功課，或者她發現了孩子的毛病，就缺乏耐心，不由分說，迎頭來一陣傾盆大雨，有時甚至上綱上線，吓得孩子無話可說。
我不同意這種教育方法，我心裡想：她不開竅，你幫助她開竅嘛。
可是我女兒女婿都在為自己的‘事業’忙碌着，抽不出時間來照顧孩子的學習。
我在旁邊冷靜地觀察，也看得出來，孩子挨罵的時候，起初有些緊張，後來挨罵的次數多了，她也就不大在乎了。
所以發生過的事情又繼續不斷地發生。
做母親的卻從未想過：為什麼孩子會有‘活下去真沒勁’的思想。
她大概以為‘不要緊，大家都是這樣地教育成長的’。
”巴金反對用“填鴨式”教育孩子，認為最好的辦法是引導和啟發他們自己思考問題，使他們“真正懂得什麼是偉大，什麼是崇高，什麼是好，什麼是美，他們才有可能向偉大、崇高、好和美的方面追求。
聽話的孩子不一定就是好學生，肯動腦筋的孩子總比不動腦筋的好。
”巴金在想到端端的時候，也想到自己。
在他書櫥裡，到現在還放着他的二三十冊筆記本，這些筆記本曾在“文革”中被造反派抄走，後來落實政策時退還給他的。
那裡面全是自己像
小學生那樣戰戰兢兢地記下來的“老師”們的教誨，強迫自己背誦、死記，順着别人的思路想事情，作為“精飼料”吞在肚裡，結果卻常常換來迎頭的傾盆大雨。
因此，他既同情端端，也憐憫過去的自己。
而端端有時也的确使他感到溫暖。
他摔傷後從醫院回來，生活不能自理。
每天早上，端端就在六點鐘起身，幫外公穿襪子，然後說了聲“再見”，就一個人下樓讀書去了。
晚上，端端又為外公鋪床，笑着說你穿襪鋪床的事“我就承包下來”了。
到了一九八六年夏天，端端小學畢業了，面臨的是考中學問題。
家裡人都期望端端能考進重點中學，但是考試成績公布後，孩子哭着回家，挨了她媽媽一頓罵，好像一家人都洩了氣。
外公卻不這麼掃興，他想：“進不了重點學校，做一個普通人也好。
”他認為不論在中國還是在别的國家，普通人總是占多數。
而一個國家要建設好，也隻有把多數的普通人教育好了，才有可能實現這樣的願望。
如果單靠“重點”人的發号施令，而沒有普通人的實幹，國家是不可能建設好的。
“全國人民要是隻靠一個人動腦筋，一定想不出好主意。
”他還是主張認真辦好普及教育，也就是主張大面積提高普通中學的教育質量。
在他的《三談端端》發表後第二年，國家教委曾下達了“加強初中，大面積提高教育質量”的指示。
巴金在“三談端端”以後，就不再在文章中提起端端，但是在一九八七年十月中旬，當他回到了久别的故鄉成都，曾在十分忙碌中，抽空給他的小外孫女寫了一封不太短的信，信中開頭說：“端端，你好，外公很想你，也想念小孫女。
在這裡比在家裡忙，看見不少的人，不過我很高興，我回到了久别的故鄉，聞到了家鄉的泥土味，聽了那麼熟悉的聲音。
這感情你不會理解，因為你還小。
你面前有那麼寬廣的世界，你應當朝前看，你也隻會朝前看，你不會像我那樣常常回顧過去。
但将來有一天你也會想到你媽媽丢開你去杭州工作的那些日子。
不過那是将來的事情，目前你還是做一個好學生吧。
勤奮學習最重要，但還需要适當的休息，也少不了跳跳蹦蹦的玩耍，年輕的孩子嘛，應當有一個快樂的童年和快樂的少年時代……”信中又說：“你看，我又在發議論，寫文章了。
……其他的話以後再談，現在我隻告訴你，我在成都，在這裡過得愉快，過得很好。
我想你媽媽會告訴你我們在這裡怎樣生活。
萬一沒有時間寫長信，她回上海後也一定要講個滔滔不絕！……”這封信的最後，署着“老外公”三個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