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堯棠遷居。
他原和他的好友衛惠林同住。
這次搬到吳克剛住的一幢大樓裡，但還是那麼一家古舊的旅舍，房間還是充滿着煤氣和洋蔥味。
他還是靠自己房間裡的煤氣竈燒飯吃，每頓還總是一些洋山芋之類的蔬菜，加上固體醬油和兩片面包。
有一天上午，堯棠從圖書館回來，在旅舍大門口正碰着亞麗安娜。
堯棠知道她和吳克剛關系親密，她是來找克剛的。
這個有着金色頭發的女郎平日愉快的笑容不見了，今天的臉色是憂郁而又悲哀的。
她遞給堯棠一封給吳克剛的信，要堯棠交給吳。
堯棠問她：“不上樓去坐坐嗎？”她苦笑了一下，說：“有急事，不打擾了。
”堯棠上了樓，先到吳克剛住處，隻見門虛掩着，推開門，見克剛正伏在案頭寫字。
他喊了一聲，“老吳，亞麗安娜有信給你。
”吳克剛連忙站起來接信，樣子很興奮，但當他把信拆開看後，臉色立刻變得蒼白，聲音顫抖，痛苦地說道：
“她被驅逐了！”
啊，這個金發女郎向他們說過，她曾在許多國家流浪，如果她在巴黎再被驅逐出境，就沒有地方可以讓她居住了。
現在她怎麼辦？吳克剛告訴堯棠，她在信中說她隻好冒着危險，回到華沙去，說不定她一回到祖國，波蘭法西斯政府就會将她逮捕。
她家中的幾個親人都先後犧牲了，這次她回去，即使不被逮捕，她的生活将怎樣過？堯棠很替她焦急，克剛心中更加難受。
亞麗安娜信中告訴克剛，她們一共有五六個人被驅逐出境，其中四個已被迫當天離開了巴黎，隻有她一個允許再逗留三天，她急于向各方面聯系，已沒有時間與他長談了，隻希望他留給她一件紀念品，讓她帶回國去。
堯棠回到自己房間裡，心中茫茫然，在煤氣竈上胡亂烘了點東西吃後，就又孤獨地上街散步。
他懷着一顆空虛的心，在馬路上彷徨着。
他感到疲倦，又覺得無所适從。
好像這世界盡發生一些使人悲哀的事，令人絕望。
他非常同情亞麗安挪的處境，也為他的好友吳克剛悲傷。
但他毫無辦法幫他們的忙。
他茫茫然走進一家有許多法文書的書鋪。
他對英文書更感興趣，因為他的英文要比法文熟練得多。
在英文書架上，他一本本地翻看着，忽然看到一本書，是一個意大利的魚販子叫凡宰特寫的小書，中間有一段話，映現到他的眼裡，立刻又深入到他的心靈中：
“我希望每個家庭都有住宅、每張嘴都有面包、每顆心都受教育、每個人的才智都得到發展。
”
他覺得這話講得太好了，太符合他的願望了。
他把這本書交給了店員，向他付了錢，把書買了回來。
同時又買了二三本與這魚販子有關的書，隻花幾個白天和晚上的工夫，就把它讀完了。
他發誓要把它們翻譯成中文。
因為在他的心中出現了一個巨人的形象，他一開始就覺得這個可敬可親的長者，是個不平凡的人。
凡宰特是十九世紀末葉意大利一個農民的兒子，他自幼很愛讀書，但因為貧困，十三歲就外出做工。
在他親愛的母親去世後，他便離開自己的祖國，到美國去找生路，但是他把紐約街頭走遍了，卻始終找不到工作。
那時美國正發生經濟危機，窮人露天睡覺，白天在垃圾桶裡撿白菜葉子吃。
凡宰特隻好到鄉鎮去碰運氣，但是工廠、田莊都回答他沒有工作做。
饑餓把他累壞了，他的身體已變得弱不禁風，最後終于投身到制磚廠、石礦廠去做小工，生活
困苦，工作繁重，但他還是堅持讀書。
他研究了克魯泡特金、高爾基等人的著作，也讀了馬克思的《資本論》和馬志尼的《人權論》。
在現實生活中，他懂得了怎樣去愛别人，去同情别人，他也明白了什麼是階級意識，那些人和自己一樣，是靠微小的工資養活自己的人。
明白了這些以後，他就再也不做被奴役的牲畜，而要求做堂堂正正的人了。
由此他還結交了很多朋友，相互的理想使他們成了莫逆之交。
此後，凡宰特又到紐約去，在那裡的飯店、旅館裡做工，盡管他很勤勞，工作也很出色，不久都被辭退，最後到普立毛斯。
在那邊的所有公共事業中，幾乎都有他的勞動和蹤迹，而在制繩公司的工作過程中，由于他在一次罷工風潮中進行活動，又被辭退，而且從此再也找不到工作了，因為老闆們發現他常在工人集會中演說。
他由此不得不改行，成為一個工作比較自由的魚販子。
1920年5月，即在凡宰特三十二歲那年，當他正準備召集群衆大會抗議他的一個同志在警察暑被害事件時，他突然被捕了。
同他一起被捕的，還有他的好友薩珂。
現在，全世界都已知道，波士頓的法窿已把一個兇惡的罪名，加在凡宰特和薩珂的頭上。
他們說他倆是一樁搶劫案的兇犯，并判他們死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