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成都住了四個多月，本來還想再住一個時期，争取把早已裝在心裡的另外兩個題材也寫成小說，但沒有想到北京來了個通知，要他作好思想準備，在三月中旬去日本東京參加亞非作家會議常設委員會東京緊急會議。
而且内定他擔任中國作家代表團團長。
這樣，巴金隻好在春節前趕回上海。
一九六一年的上海春節，雖然仍按一九五九年以來的辦法，憑票證供應年貨，顯示出物資短缺現象還未消除；但人們已經聽到消息，說上面己在批評“大躍進”刮的“共産風”，指出“人禍”為害不小，必須趕快解決；這樣，大家心頭的疙瘩逐漸解開，特别是在文藝界，思想又開始活躍。
巴金沒有想到自己離滬四個月，形勢已有好轉，心情比較舒暢，他很快準備了一篇在亞非作家會議上的發言稿，抒發了自己對世界的期望，說我們亞非人民最美好的理想，就是“從世界上消除一切壓迫、剝削、罪惡、災難，使整個世界充滿自由、和平、友愛、幸福”；他要求“世界上一切有良心有正義感的作家攜起手來，共同寫出人類曆史上最輝煌最偉大的詩篇。
”
這次一同出訪的作家代表，大都是他所熟悉的老朋友，如冰心、沙汀、劉白羽、林林和葉君健。
但當時我國與日本還不曾建立外交關系，在日本訪問，到處遇到阻力，猶如在荊棘中行路，需要十分的小心謹慎。
幸而日本作家中有不少進步友好人士，樂于和新中國作家們推心置腹交朋友。
他們主動向來自中國大陸的人伸出援助的手，因此在日本一個月，巴金仍走了不少地方，也結識了不少日本作家，汲取了世界上人與人之間最美好的東西——友情。
巴金他們作為新中國的作家代表到了日本，首先得到的是廣大愛國華僑的關心和幫助。
他們在生活上無微不至地照顧着中國作家，從住宿、飲食到交通，都給予方便；甚至還暗中保護他們，唯恐他們受到傷害。
代表團一到東京羽田機場，巴金就看到無數面五星紅旗迎風招展，在熱烈地歡迎他們。
一個在東京僑居多年的年輕華僑小韓，為巴金當了将近一個月的義務翻譯，他還替巴金的訪問活動沿路攝影，等于為中日作家的友誼發展，作了很好的生動記錄。
小韓和巴金白天在一起，為他作翻譯，為他攝影；一到晚上又要和其他華僑朋友一起給大家安排第二天的行程，經常弄到深夜一二點鐘才能睡眠。
和巴金一樣，冰心也有個為她專作口譯的華僑青年小缪。
她與冰心感情融洽，幾天以後，兩人之間的關系，就像久别重逢的母女那樣親熱。
巴金從心裡感謝這些華僑對代表團的關懷，但是他們說：“隻要祖國有人來，哪怕我們再忙，我們還是心甘情願。
”巴金發現“祖國”兩個字在這裡比任何東西都要珍貴。
他自己也一樣，一登上飛機，機身離開大陸，自己就有離開母親的感覺，越是離開得遠，離開得久，這種感覺就越是強烈。
他完全能理解這些年輕華僑嘴裡吐出來“祖國”兩字的分量。
得到這些華僑朋友無私的熱情幫助，巴金在日本的訪問是非常順利，也非常愉快的。
他結識的日本朋友，都是非常友好的，不少人還是比巴金年長的日本文壇前輩。
他們大都在國内享有盛譽，有很成功的專著，并在民主鬥争中有光榮的經曆。
其中有一位青野季吉先生，他七十多歲，是日本文藝家協會會長，也是日本文藝評論家，一九五六年曾和另一個日本作家字野浩二先生一同來過中國訪問，巴金和他認識，這次又見面了，不但在亞非作家會
議的歡迎晚會上，而且還到他環境幽靜的家裡作過訪問。
巴金發覺青野先生比五年前瘦多了，也衰老了一些，據說他患了胃癌。
在歡迎晚會上見面以後，第二天開大會時巴金就聽說他昨晚回家路上昏厥，所以上午沒有來出席大會。
下午，青野季吉先生卻出人意料地拄着手杖出現在朋友們中間，而且坐到中國作家代表團座位上來和巴金叙舊，他告訴巴金他在日本侵華期間曾來過上海，那時上海很複雜，各方面人士都有，他一到上海，日本便衣偵探便一路追蹤着他，當時他還很年輕，比較機警，終于把他們擺脫掉。
但是，一個月後，他從上海乘輪船返回日本，登上岸就給日本偵探逮捕了。
他稱頌中國得到解放，一九五六年在中國受到朋友們的友好相待，很希望有機會能再到中國看看，因為他對中國很熟悉，也很有感情。
他的話很使巴金感動，覺得他确是日本文藝界的一個堅強戰士，但他又為青野的健康擔心，今後是不是再能在上海接待他，心中實在無數。
大會閉幕後，巴金與沙汀在日中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