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他禁不住為自己說出了心裡話而感到喜悅。
下午發言的是豐子恺、黃佐臨和瞿白音。
子恺比巴金年長六歲，當時已六十五歲，但他鶴發童顔，富有幽默感。
他與巴金是君子之交，很早就相互知道，互相尊重，但并沒有很多交往。
巴金在一九二八年從法國回來後，與索非住在一起，就經常聽索非談起豐子恺，因為豐是錢君甸的老師，而君甸則是《滅亡》封面的設計人。
索非在開明書店工作，他對子恺十分了解，巴金喜歡子恺漫畫，也喜歡他寫的字，和他寫的散文随筆。
一九三○年巴金翻譯的克魯泡特金《我的自傳》，封面就是豐子恺題寫的字。
抗戰時期，巴金在重慶開明書店見到子恺，後來還到沙坪壩子恺新居去看他。
解放後，相互見面的機會多了起來，但一般總在會議上，特别是在政協的學習會上。
在這種場合上，子恺發言不多，和巴金有點相似。
今天的文代大會上，出乎意料地，這個銀須飄拂的老人，在話筒面前，講話時間雖不太長，但滔滔如流，講得又幹脆，又富有幽默感。
看來他在事先也有領導人向他作過思想動員，鼓勵他“暢所欲言”。
他講得有條有理，顯然有些準備。
他表示非常擁護雙百方針。
他說百花齊放的想法，十分符合自己的心意，他以為要百花園繁花如錦，必須按照每種花樹的特征和個性，順着自然規律讓它們發展，不能把各種花樹與冬青同等看待，把它們剪得一樣齊。
但是現在有人卻像拿着一把大剪刀，把文學藝術搞得千篇一律。
他的話立刻引起了會場上一陣熱烈掌聲。
和巴金、豐子恺一樣，瞿白音、黃佐臨也從心裡說出了類似的話，他們都熱切期望社會主義新中國的文藝百花園樹木繁茂，花朵盛開。
黃佐臨懇求
人們“不要對作家、藝術家随便扣帽子，抓辮子，打棍子，挖根子，甩袖子”，要相信作家、藝術家的真誠，他們是愛國、愛黨、愛人民的；瞿白音甚至掏出心來，說“希望毛主席發一塊免鬥牌，讓大家想什麼就說什麼”，他同意巴金的發言，要鼓勵作家、藝術家有勇氣，也有責任心，那是會使社會主義祖國的百花盛開，而不會使它們枯萎的。
這四位具有中國知識分子良心的文學藝術界代表，他們懇切的發言，不僅使會場上一千多個作家、藝術家歡欣鼓舞，認為他們的發言确實表達了大家共同的心意；而且也使坐在台上的中共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由衷感動，他站起來說：“聽了大家的發言，我很贊同，特别是巴金同志的發言，我聽了後，連眼淚都掉下來了，我現在代表黨，感謝大家。
希望大會發揚民主，開得好，讓所有作家藝術家都暢所欲言！”一陣春風，把上海第二次文代大會民主的大門打開，第二天的文學、電影、戲劇、戲曲、美術、音樂、舞蹈各小組讨論，廣泛地展開起來了。
大家各就自己的親身經曆，對一九五七年反右後“大躍進”期間的浮誇風，和極“左”的思想作風對文學藝術工作的影響，作了訴述，人們所舉的事例大都是真實的，提出的意見也是懇切的，看來大會的收獲也是很大的。
但是會議剛剛結束，環繞在上海文學藝術界上空的氣氛又突然轉變，猶如晴空中響起一陣悶雷。
首先是閉幕後當天下午的全體攝影，一千多代表等着市委領導人柯慶施、石西民、張春橋來參加，這是上午說好了的，但後來都不來了，隻剩下一個宣傳部副部長陳其五，和大家坐在一起合影。
隔了一些日子，傳說美聯社播發了巴金等人在上海文代大會上的發言内容，香港報紙有文章說豐子恺不但在文代會上發言反對文藝百花“一刀齊”，而且他的漫畫也“畫外有意”。
又傳說，市委内部開會非常緊張，隐隐約約聽說陳其五犯錯誤了！
接着是《上海文學》所刊登的巴金《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豐子恺的《阿咪》等許多文章，都成了有問題的作品。
當時有人說，上海第二次文代大會巴金、豐子恺等人的發言，無異給海外的人們提供了攻擊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炮彈。
但後來事實證明，恰恰相反，正是在大陸的張春橋之流的“左”派，把海外的言論作為“憑據”用來否定廣州會議對知識分子的肯定，重彈一九五八年舊調，導緻中國正直的知識分子和幹部進一步無辜遭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