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在一九六二年八月第二次訪日回國後，繼一九六一年訪日寫的幾篇抒發中日人民友誼的文章，又寫了幾篇作品，在一九六三年六月出版了他的一本新的散文集《傾吐不盡的感情》。
這本裝幀精緻的小書，在天津百花文藝出版社出版，文筆流利，感情真摯，很少有當時曾流行着的各種假話和謊言；即有“豪言壯語”，也不多。
這是因為在與日本作家的交往中，有一些共同的思想感情基礎，或者說，是誠實的友情支撐了這些文章的内容。
但這本小書究竟産生在過分強調了“文藝為政治服務”這樣一個氣候裡，作品所描寫的藝術形象，仍不可能完全擺脫現實政治的影響。
即使作者在主觀上說的全是真話，作品也還是要随政治形勢的發展而受曆史的檢驗。
幸運的是六十年代初期，正是中日兩國外交關系趨向正常化的過程中，發展的形勢使作品有更多的機緣繼續保持生命，《傾吐不盡的感情》正是一本碰着了一段這樣好運的集子。
不同的例子是：過了一年，即一九六三年六月，巴金有機會到另一個國家訪問，這就是被稱為“抗美前線”的越南。
巴金接受任務，仍本着“聽黨的話”這樣一個精神，文藝為政治服務，并争取在鬥争中去“改造自己”，當時黨内已開過八屆十中全會，階級鬥争“必須年年講，月月講，日日講”的口号已經喊了出來。
上海市市長柯慶施早把上海第二次文代大會發揚藝術民主這樣一個精神加以否定，另外提出所謂“大寫十三年”的要求。
毛澤東則在中宣部文藝處編的一份材料上作了批示，認為許多文藝部門社會主義改造“收效甚微”，“至今還是死人統治着”，批評“許多共産黨人”“不熱心提倡社會主義的藝術”。
在這種形勢下，巴金早已意識到自己在《作家的勇氣和責任心》中所說的話是又犯了“錯誤”，而一九五六年曾經打算寫出《激流》的第四部《群》這樣一個願望，這時早已煙消雲散。
現在，他唯一的應付辦法，就是跟着大家去積極參加政治鬥争，諸如在慶祝我軍擊落U—2飛機的兩千五百人大會上緻詞，與周信芳、賀綠汀、豐子恺、沈浮等文藝界代表到報社遞交支持古巴人民抗美鬥争的聲援信等等；除此之外，還不時到郊區農村去體驗生活，與農民同吃同住，甚至同勞動。
到了越南，他像五十年代在朝鮮戰場那樣，事先聽報告、學習了一陣後，去“深入生活”。
他在靠近越南南方和越南民主共和國交界線上的一個叫“永靈”的地方住了下來，當他站在賢良江畔，看到平靜的江水，和橋這一面、那一面兩種不同的景象，想起一個國家被分成兩塊，許多家庭被拆散，甚至丈夫在這一面，妻子在另一面；父母在這一方，兒女又在另一方，兩岸相望，不能團聚，禁不住對越南人民的不幸遭遇寄予同情。
他在永靈住了三天，滿腦子裝的都是這些妻離子散的悲慘故事。
有個鋸木廠工人，還向巴金訴述了他每逢假日就到江邊來等候對岸親人時的心情。
巴金在河内和海防訪問，曾同一個越南作家在河内西湖林蔭道上一起散步。
那個作家指着路旁正在盛開着紅花的鳳凰樹，對他說：“這些樹常常引起我對學生時代回想。
那時花開的季節，總在我們準備學期考試的時候。
花開了，我們的考試也開始了；但鳳凰樹開花時間較長，往往考試完畢，學期結束，學校放假了，花還在開着。
我們總是在花樹下相互握别，然後回家去度假期。
”這個越南作家顯然對少年時代非常懷念，但是他又說：“當然，當年的學校生活，怎麼能與今天年輕人的生活相比呢？”
這時，巴金也就不免想起甘三年前——一九四○年抗戰時期，他從這裡過路時的情景。
當時太平洋戰争還不曾發生，但“孤島”上海已經風聲鶴唳，一片驚慌，到處傳說日本軍隊就要沖進租界。
他應開明書店之約，從桂林趕回上海，把長篇小說《秋》趕寫完成，為防日軍進占租界，就又急匆匆趕回内地。
當時他隻是孤單單一個人，而在趕到昆明前，必須經過在帝國主義統治下的越南，那時情景與今天完全不同。
當年與他結伴同行的兩個中國旅客，在過海關時，一個被拿走了新襯衫，一個被扣留了熱水瓶。
還有個中國學生，因為驗護照時不曾把帽子脫下，就挨了法國殖民主義者的打。
現在，巴金作為中國客人前來這裡訪問，猶如生活在友誼的海洋裡，到處受到熱情接待。
越南人民對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