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把《激流》寫完,已接近1931年年底。
過了陽曆年,他接到朋友陳範予來信,說他已從福建黎明中學調到南京工作,而在河南百泉教書的吳克剛目前也正在南京作客,所以希望巴金能乘此時機到他那裡一叙。
巴金想到他在南京另外還有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在巴黎一起留學的老朋友衛惠林,他已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做事;另一個則是新結識的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是《文藝》月刊的編輯。
他與他們也有一些日子不見面了,因此覺得趁此寒假期間,去與大家談談,确是個很好的機會。
那時上海正面臨“一二。
八”事變前夕。
自從去年9月18日日軍進攻沈陽,炮轟北大營侵占我國東北四省以後,全國人民抗日愛國運動風起雲湧,憤怒的上海市民一緻抵制日貨,華商銀行也拒絕承兌日本商人的提單,一時日貨堆積在上海碼頭上,充塞在貨棧裡無法流通,連日本的航運都窒息了。
有些在上海的日本商店不得不為此關門。
1931年10月開始,上海就有三萬碼頭工人的反日罷工,和十萬學生的反日罷課。
12月9日,上海學生五千多人包圍國民黨市政府,抗議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
同月17日,上海各中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會後還舉行遊行大示威。
1932年1月13,上海成立了各民衆團體抗日救國會。
同月20日,日本特務機關聯合焚毀我國民族資本家辦的三友實業社,搗毀北四川路中國商店。
24比他們又故意縱火焚燒日駐華公使重光葵的公館,以此借口準備進攻上海。
25日前後,日本派大批軍艦,集結上海,在吳淞口外和黃浦江進行示威,日本領事還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道歉,懲兇,賠償損失以及解散抗日團體。
27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救國會。
上海市面一片混亂,特别是閘北一帶,因為接近日軍駐地,又是日本三萬商人和商店的集結地一“小東京”虹口的隔鄰,因此閘北居民為了避禍,紛紛遷居,境内十室九空,很多工廠停工,商店關門。
巴金獨個兒住在寶光裡一幢兩層樓房屋裡,也随時準備逃難,幸而《激流》的寫作已告一段落,他接到陳範予來信,便準備動身去南京看朋友們。
好在那時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表弟高慧生在浦東中學念書,寒假期間經常來寶光裡巴金這裡,巴金去南京就讓他在這裡看家。
日軍開始進攻閘北的那個夜晚,巴金已由南京回滬,正在火車裡,火車開到丹陽未能前行,又把他帶回南京了。
1月29日早晨4點鐘,他在寒氣的包圍中進了下關的火車站,天還沒有亮,電燈光顯得暗淡,冬天的早晨天亮得遲,他在車站上足足等候了三個鐘頭,到7點鐘才能出站,走到馬路上,行人還是十分稀少,車子也還是不多,一切都顯得很安閑,很正常。
這時一夜未睡的他,覺得非常困倦,不得不找個旅館把自己安頓下來,然後躺倒床上睡了。
巴金睡到下午,醒後起床就又趕到成賢街去看缪崇群。
缪一看見巴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替你擔心。
”巴金是25日晚來南京的,曾去看望過缪,因為惦記着上海的局勢發展,于28日晚又急匆匆地趕回上海。
巴金同缪的相遇純系偶然。
去年早些日子巴金到南京,本是去看一位姓左的朋友,那個姓左的朋友外出未歸,卻看到一個瘦弱的青年人,一問才知道他就是已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
當時缪正代替左編《文藝月刊》。
巴金與他一談就談開了,兩人披肝瀝膽,非常契合。
巴金看見他很瘦,知道他身體不好,正患肺病,最近還吐了血,就想請
他多注意自己身體,他卻拿起桌上的《新民報》号外,說:“你看,真的打起來了!敵人的侵略,我們身為中國人,哪能忍耐得住不反抗!”巴金連忙把“号外”接過來,一看,隻見日軍進攻上海閘北天通庵路車站的戰訊外,副标題上還寫着“閘北大火,居民死傷無數。
”他的心像被一塊沉重的石頭壓住,唯一的想法是得趕快回上海,要與上海人民一起去經曆痛苦的生活。
可是,崇群卻說:“看情形,火車将要停開一個時期,你回不得上海了,得在南京作暫住的打算,而且住在旅館不方便,住到我這裡來吧。
”巴金愣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你關心我,我感謝。
但上海我住了幾年了……”他沒有正面回答崇群,心裡卻在想,上海有我的許多朋友,有我的住處,有我喜歡的那些書,而且在日本兵機槍掃射、炸彈轟炸上海人民的時候,我哪能住在南京?
他隻是對崇群苦笑了一下,然後和他凄涼地告别。
巴金在心底感謝他對自己的關心,同時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