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把《激流》寫完，已接近1931年年底。
過了陽曆年，他接到朋友陳範予來信，說他已從福建黎明中學調到南京工作，而在河南百泉教書的吳克剛目前也正在南京作客，所以希望巴金能乘此時機到他那裡一叙。
巴金想到他在南京另外還有兩個朋友，其中一個是在巴黎一起留學的老朋友衛惠林，他已到南京中央研究院做事；另一個則是新結識的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是《文藝》月刊的編輯。
他與他們也有一些日子不見面了，因此覺得趁此寒假期間，去與大家談談，确是個很好的機會。
那時上海正面臨“一二。
八”事變前夕。
自從去年9月18日日軍進攻沈陽，炮轟北大營侵占我國東北四省以後，全國人民抗日愛國運動風起雲湧，憤怒的上海市民一緻抵制日貨，華商銀行也拒絕承兌日本商人的提單，一時日貨堆積在上海碼頭上，充塞在貨棧裡無法流通，連日本的航運都窒息了。
有些在上海的日本商店不得不為此關門。
1931年10月開始，上海就有三萬碼頭工人的反日罷工，和十萬學生的反日罷課。
12月9日，上海學生五千多人包圍國民黨市政府，抗議國民黨鎮壓學生愛國運動。
同月17日，上海各中學學生抗日救國聯合會成立，會後還舉行遊行大示威。
1932年1月13，上海成立了各民衆團體抗日救國會。
同月20日，日本特務機關聯合焚毀我國民族資本家辦的三友實業社，搗毀北四川路中國商店。
24比他們又故意縱火焚燒日駐華公使重光葵的公館，以此借口準備進攻上海。
25日前後，日本派大批軍艦，集結上海，在吳淞口外和黃浦江進行示威，日本領事還向上海市長吳鐵城提出最後通牒，要求中國政府道歉，懲兇，賠償損失以及解散抗日團體。
27日，國民黨上海市政府下令取消抗日救國會。
上海市面一片混亂，特别是閘北一帶，因為接近日軍駐地，又是日本三萬商人和商店的集結地一“小東京”虹口的隔鄰，因此閘北居民為了避禍，紛紛遷居，境内十室九空，很多工廠停工，商店關門。
巴金獨個兒住在寶光裡一幢兩層樓房屋裡，也随時準備逃難，幸而《激流》的寫作已告一段落，他接到陳範予來信，便準備動身去南京看朋友們。
好在那時他住在北四川路底的表弟高慧生在浦東中學念書，寒假期間經常來寶光裡巴金這裡，巴金去南京就讓他在這裡看家。
日軍開始進攻閘北的那個夜晚，巴金已由南京回滬，正在火車裡，火車開到丹陽未能前行，又把他帶回南京了。
1月29日早晨4點鐘，他在寒氣的包圍中進了下關的火車站，天還沒有亮，電燈光顯得暗淡，冬天的早晨天亮得遲，他在車站上足足等候了三個鐘頭，到7點鐘才能出站，走到馬路上，行人還是十分稀少，車子也還是不多，一切都顯得很安閑，很正常。
這時一夜未睡的他，覺得非常困倦，不得不找個旅館把自己安頓下來，然後躺倒床上睡了。
巴金睡到下午，醒後起床就又趕到成賢街去看缪崇群。
缪一看見巴金便驚喜地說：“原來你回來了！我們正替你擔心。
”巴金是25日晚來南京的，曾去看望過缪，因為惦記着上海的局勢發展，于28日晚又急匆匆地趕回上海。
巴金同缪的相遇純系偶然。
去年早些日子巴金到南京，本是去看一位姓左的朋友，那個姓左的朋友外出未歸，卻看到一個瘦弱的青年人，一問才知道他就是已通了半年信的缪崇群。
當時缪正代替左編《文藝月刊》。
巴金與他一談就談開了，兩人披肝瀝膽，非常契合。
巴金看見他很瘦，知道他身體不好，正患肺病，最近還吐了血，就想請
他多注意自己身體，他卻拿起桌上的《新民報》号外，說：“你看，真的打起來了！敵人的侵略，我們身為中國人，哪能忍耐得住不反抗！”巴金連忙把“号外”接過來，一看，隻見日軍進攻上海閘北天通庵路車站的戰訊外，副标題上還寫着“閘北大火，居民死傷無數。
”他的心像被一塊沉重的石頭壓住，唯一的想法是得趕快回上海，要與上海人民一起去經曆痛苦的生活。
可是，崇群卻說：“看情形，火車将要停開一個時期，你回不得上海了，得在南京作暫住的打算，而且住在旅館不方便，住到我這裡來吧。
”巴金愣了一下，然後慢慢地說：“你關心我，我感謝。
但上海我住了幾年了……”他沒有正面回答崇群，心裡卻在想，上海有我的許多朋友，有我的住處，有我喜歡的那些書，而且在日本兵機槍掃射、炸彈轟炸上海人民的時候，我哪能住在南京？
他隻是對崇群苦笑了一下，然後和他凄涼地告别。
巴金在心底感謝他對自己的關心，同時也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