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
現在到了桂林，巴金發覺他身體比以前更差，但是魯彥的脾氣還是十分倔強，對現實不肯屈服。
巴金在桂林碰到的還有一個老朋友，這就是麗尼，他也是巴金在福建泉州認識的一個散文家。
1933年12月，巴金曾帶着他的處女作到北平，推薦給靳以在《文學季刊》上發表，後來又把另一組散文介紹給黃源，發表在上海出版的《文學》月刊裡。
他的第一本散文集《黃昏之獻》，和第二本散文集《鷹之歌》，以及以後的《白夜》，都是由巴金經手編發到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的《文學叢刊》裡的。
這些作品實際是中國文壇散文詩的先驅之一，可惜這位十分有成就的作家，他早在青年時代就命運多乖。
為了生活，他曾進一家機關工作，沒人向他約稿，他寫了稿也不知寄給誰去。
這次他随機關路過桂林，住在旅館裡，出來閑逛，卻出于意料遇到了巴金，巴金為《文叢》向他約稿，第二天早晨他就到福隆街來看巴金，把一篇散文交給他，還說還有幾篇文章準備校改後交給巴金，另外還翻譯了契河夫的幾部劇本，都藏在他的行李裡，打算過一些時候交來。
巴金聽了很高興，與他談得正起勁，外面卻響起了警報，兩人就從後面出去到月牙山上躲避。
哪知一上山就看到敵機向城裡投彈，看方向估計有可能就投在麗尼所住的旅館所在地區。
警報一解除，兩人急急下山，麗尼來不及與巴金道别，就匆匆忙忙地奔回去。
巴金回到住處，不放心麗尼的安全，想進城去看他，不料街道已經給封鎖，無法過去。
等到第二天下午，街上秩序恢複了，就去旅館找麗尼，哪知面前隻有一大堆瓦礫，黑煙還在迷漫，在煙霧中隻見麗尼和幾個老人、中年人在一起翻磚瓦，他看見巴金，苦笑了一下，說：“燒光了！”巴金難過地問他：“那怎麼辦呢？”他還是笑笑：“機關遷移，來這裡原是過路，今天就準備走了！”巴金又問：“那麼，稿子呢？”麗尼還是笑：“反正現在沒用，也沒有人要，燒了也就算了！”巴金聽了，心裡好像被刀割了一下難受，也仿佛被迎頭澆了一瓢冷水，就對麗尼說：“你别這樣說，你再寫吧，寫了寄給我，我們要的。
”那天麗尼果然離開了桂林，後來他也果然又重譯了契诃夫的劇本，但再沒有讀
到他那富有詩意又有愛國激情的美麗的散文了！
由于“大後方”重慶國民黨控制思想文化太嚴，人們受不了，從重慶來桂林的人也不少。
而廣西是與蔣介石有矛盾的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桂系集團”所統治的地方，而且還有李濟深、黃紹竑的影響。
在抗戰初期，周恩來還親自向白崇禧做過工作，所以在國民黨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之前，桂林“氣氛”确是比别的地方好一些。
不僅國民黨各派系都要在這裡建立據點，就是堅持要與中共合作的各種進步組織也多在這裡活動。
夏衍的《救亡日報》在廣州堅持出版到10月21日日軍入侵那一天，工作人員才從敵人密集的炮火下全部撤退。
他們選擇了桂林這個文化城複刊，原因也就在當時桂林确比較“寬松”一些。
這裡有個組織叫“廣西建設研究會”，由李宗仁、白崇禧、黃旭初挂名擔任正副會長，實際負責人是廣西文化界元老李任仁，委員中包括了李四光、胡愈之、歐陽予倩、張東荪、張志讓、夏衍、姜君辰、千家駒、範長江等。
李任仁還是廣西臨時參議會議長。
巴金到桂林半個月以後，恰逢他們設宴招待來桂林的文化界著名人士，也就和胡愈之、陶行知等一起被邀出席，此外當時被認為日本的反戰進步作家鹿地亘夫婦，也參加了。
隔了兩天，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桂林分會成立，參加的多是從廣州、漢口等地撤退到桂林的文藝工作者，地點在當時著名的集會場所倚虹樓。
巴金與夏衍都被選為分會理事。
當時或稍遲來到桂林的，還有茅盾、田漢、洪深、歐陽予倩、豐子恺、胡風、周立波、邵荃麟、楊朔、駱賓基、端木蕻良、方敬、葉淺予、關山月等人。
報刊除了《救亡日報》，還有司馬文森主編的《文藝生活》，聶绀弩等主編的《野草》，文化生活出版社也設立了桂林辦事處，續印了兩期《文叢》，那是在廣州撤退時就打好了紙型的，巴金一到桂林，就各給它們加寫了一篇卷頭語，他說：“本期《文叢》付排的時候，編者（指靳以）已經‘入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