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有這麼多的值得誇耀的好青年，不能不說是你們的成績……好比一棵樹，它能夠成長，能夠開花結果，得感謝最初給它澆水、添泥的園丁；好比一隻鳥，它要養到羽毛豐滿，學會飛翔，才能夠飛向天空，年輕人也需要教給他們各種知識，幫助他們智力和體力的發展，給他們指出正确道路的教師。
”巴金還說，他“不僅作為公民，而且作為兩個孩子的父親”，都要向為祖國作過貢獻的教師表示感謝。
在一九五六年新年即将來到的時候，巴金坐在床沿上，對躺在被窩裡的五歲孩子小棠講故事，他看到小棠正睜大着眼睛注意地聽着他的講話；這時十歲的小林已在樓下練好鋼琴，嘴裡喊着“媽媽”走上樓來了，蕭珊也就順着聲音帶着她到浴室裡去。
這時巴金還聽到樓下花園籬笆外，響起一群過路青年的歌聲。
同時又聽到躺在床上的孩子對他說：“爸爸，明年我要讀大班了，真開心啊！”孩子翻了一個身，又說一些話，就睡熟了。
巴金望了一下他那甜睡着的微笑的臉，就跑到隔壁書房裡，坐到書桌前，寫了一篇“新年随筆”，抒發了他心頭上一種幸福的感覺。
他想起契诃夫那句沉痛的話：“我小時候就沒有童年。
”他也想起魯迅先生幾十年前的呼籲：“救救孩子！”而現在，我們的孩子接觸到的是一個跟過去完全不同的環境：整個社會改變了，整個國家改變了。
孩子們自己也知道生活在愛中間。
巴金還想起了一個志願軍戰士對他講的話：“隻要我能夠給這些小臉上添一點笑容，吃多大的苦我也情願。
”他還想起不久前，法國作家薩特對他談的“對新中國的觀點”，薩特說：“我們時常十分感動地想到：許多工程師、工人、農民像未蔔先知的人們那樣，很自然地對我們描繪一個他們自己看不到而要等兒女們來代替他們看到的未來社會。
”巴金覺得我們目前正是人人在為下一代工作着。
每一個人已經開始把自己融化在集體中間了。
當時社會的變化，确是比較明顯，巴金是植根于對舊社會的不滿，和對新社會的變化而産生出這樣的思想感情。
但是巴金對眼前的文學現象，在内心裡是并不滿足的，他至少感到有一種壓抑，有一種不讓人暢所欲言的力量存在，以緻眼前文學創作上有一種公式化概念化傾向存在。
然而他的這種感覺當時還隻是模模糊糊地意識到，并不十分明顯；到反右後的“大躍進”年代，才逐漸明朗起來，而那時，連他自己也不得不投入這個漩渦裡，無法自
拔了。
一九五六年一月，他與周立波一起去東柏林參加了一個星期的德意志民主共和國第四屆作家大會，這次與會對他個人來說，大概純粹是一種禮節性的往來。
在參加大會前一個月，曾有個德國政論作家到我國訪問，這個德國作家臨行時，在機場對為他送行的巴金說：“你們這樣經常迎來送往，怕不大有時間寫文章吧？”這個作家大概有感于我們兩個國家作家有同樣的煩惱，說這話顯然有感而發。
巴金為了避免引起人家笑話，隻好應付着說：“我并不經常接送客人。
”但他知道實際上當時火車站、飛機場的候車室、候機室，幾乎已經成了指定的幾個作家、藝術家的會客室了，有時甚至一天還跑兩次呢。
當然，這次出國去柏林參加的會，性質上也有點類似送往迎來，他雖然為此也寫過一篇文章，但看來也隻是一篇應酬性的通訊。
從德國回來，他在北京參加了中國作家協會理事擴大會。
在會上，周揚作《社會主義文學的任務》的報告，他把巴金與茅盾、老舍、曹禺、趙樹理幾個人并稱為“當代語言藝術大師”。
第二天下午，巴金與其他參加會議的代表，一起受到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中共中央領導人接見。
這是解放後，毛澤東第二次與作家們的會面，是經過批判《武訓傳》、《〈紅樓夢〉研究》，批判“胡風反革命集團”以後的第一次會見，顯然并不是一次偶然性的機遇，而是一次有計劃的安排，看來文學創作将受到一次新的“鼓勵”。
果然，第二天，陳毅副總理到會上來談了一下發展文藝創作的問題。
隔了一個月，毛澤東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提出：“藝術問題上的百花齊放，學術問題上的百家争鳴，應該成為我國發展科學、繁榮文學藝術的方針。
”幾天以後，最高國務會議上，雙百方針就宣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