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秋天，上海開埠還不曾到一百年，帝國主義的大班們已不滿足于外灘三号的&ldquo上海總會&rdquo喝咖啡聊天。
他們在江西路漢口路口築起一座新的工部局大廈，作為他們制定有關上海重要決策的議事大廳。
當時所有的工部局董事，都是黃頭發的白種人，而在這個新興的國際大都市裡，公共租界的納稅人百分之九十幾都是黑頭發的中國居民。
而且有的稅金還用在&ldquo狗與華人不準入内&rdquo的類似外灘公園這樣的事業上。
這種既不合理又不公平的現象，起初并不曾為來自農村的近百萬包身工、人力車夫和上海灘上的其他勞動人民們察覺到；隻在最近三四年來，或者說在&ldquo五四&rdquo運動以後，才在一小部分工人和知識分子的口中，聽到他們的幾聲不平之鳴。
這對于外國大班來說，卻已經是不能容忍的事了。
他們在上海習慣于坐在黃包車上，用皮鞋腳踢車夫屁股指揮行路方向，很少看到老實的中國人對西方的文明措施，露出過不滿的神态。
盡管如此，這些洋人還是在1923年翻造了外灘12号彙豐銀行營業大樓。
這座希臘式的七層花崗石大廈，門前的兩頭巨大的銅獅子，血盆大口，虎視眈眈，不僅為這座&ldquo從蘇伊士運河到遠東白令海峽最講究的建築&rdquo增添了威嚴，而且确實象征了辛亥革命後上海彙豐銀行在中國的重要地位&mdash&mdash它既掌握了中國政府的關稅與鹽稅的保管權，又取得了中國鐵路借款的承貸權。
但是，驚雷來自無聲；幾人合抱的大樹，起源于路邊無人注意的小苗。
站在滾燙的鐵镬邊，用細嫩的雙手撩撥蠶絲的童年包身工，她們蒼白的臉上，有着中國無産階級的未來。
為破産的農民後代尋找出路的上海，像命運往定似的要成為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
1923年，中國共産黨剛成立不久，它的稚嫩并不曾阻礙它在這裡找到自己依靠的對象，浦東的上海卷煙廠工人首先向&ldquo五省聯軍司令&rdquo孫傳芳的軍閥統治，舉起了第一面罷工反抗的旗幟；接着是汗流滿面的黃包車夫，為反抗被巡捕房随便撬掉照會而雲集外灘，迎着黃浦江上外國兵艦炮火的威脅，高呼要求減免捐稅。
十九歲的李堯棠&mdash&mdash這位幾年後就要成為著名作家的巴金，就是在這樣一個中國人民反帝運動即将爆發的前夕，跟着他的三哥堯林，從遙遠的川西盆地出發來到上海的。
在由成都到宜賓的途中，木船在河面上緩緩前進。
沿岸都是經濟蕭條的農村，雖然是春天，田野上還是疏疏落落，一片衰敗景象。
堯棠站在船頭上，展眼前景，心緒萬端，風吹拂着他的頭發，長杉的衣角也在飄動，這時又忽然想起家裡的許多往事來，一些在不合理制度下受難犧牲的人，他們悲苦的臉都若隐若現的閃動在他的腦海裡。
他禁不住又像在大哥面前那樣暗暗地喊道：我要對舊禮教進行控訴！我要反抗！臨别時，大哥流着眼淚送他們，他要求他們以後要回來重振家業；而堯棠離開家庭，卻像甩掉一個可怕的陰影&hellip&hellip
經過一天的航程，天色逐漸黯淡，船也快要靠岸，他不知道要停靠在哪個碼頭旁，更不知道經過漫長的路程後，他将到的城市是一個怎樣的世界。
他感到有些迷茫，但又覺得總有一種光亮在他的面前指引他，他有信心前進。
就在這個時刻，詩神降臨到這位未來的文學巨匠身上。
在成都時，他曾從文學研究會辦的刊物上讀到過不少新詩，這時他自己也不覺吟出一首很有當時流行風格的短詩，後來寄給《婦女雜志》發表了。
天暮了，
在這渺渺的河中，
我們的小舟，究竟歸向何處？
遠遠的紅燈啊，請挨近一些兒吧！&hellip&hellip
堯棠與三哥堯林，就是這樣乘着木船，曉行夜宿，沿路靠站，直到宜賓，然後在宜賓改乘火輪，經滬州到重慶，再換長江上的大輪船經過宜昌、漢口到達上海十六浦碼頭。
在将近一個月的路程上，他們經曆了一次從未有過的旅途生活，兄弟兩人遇事互相商議，互相幫助。
堯林雖隻比堯棠大一歲多，但他在處理日常事務上耐心也細心，堯棠受到他多方照料。
上海終于到了。
兩人上了碼頭，人地生疏，正在躊躇的時候，卻見岸上有人跑來和他們打招呼，一問才知是一家小旅館派來拉接客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