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接觸實際，就逐漸發覺它不能解決問題，所以常常有苦悶，有矛盾，有煩惱。
這樣，我才從事文學創作。
要是我的信仰能解決我的思想問題，那我的心頭
就沒有苦悶，沒有矛盾，沒有煩惱，我早就去參加實際工作，去參加革命了。
“
關于臨解放時知識分子的态度問題，巴金說：“當時确實有很多人勸過我離開大陸，我也有許多朋友離開了大陸，但我看到人民擁護中國共産黨，我想我應該與人民在一起，我不能離開人民，這就留了下來。
我說，我要改造自己，從頭學起。
”
這時，客人向巴金談起青年評論家陳思和在《上海文論》上發表的一篇文章，說這篇文章認為知識分子在革命政權成立以後，看到人民生活安定，自己又受到社會各方面尊重，得到“莫大的幸福”，因而“潛藏了一種危機，作家不再作為一名浮士德式永不滿足的個體探索者”，并由此“歌頌性的文學也自然而然地取代了批判性暴露性的文學，而一種自‘五四’始就在知識分子中間養成了的，以個性為基點的現實戰鬥精神悄悄地衰弱了”。
文章又說知識分子的探索精神，在客觀上“不但沒有得到應有的鼓勵和保護，相反，它的積極性卻因各種緣故而一再受挫”。
客人說他自己由此想起一個問題，這就是：“在解放以後的十七年中，我們的許多作家，特别是許多在解放前就成名，并有根高成就的作家，如茅盾、葉聖陶、冰心、沈從文、曹禹、夏衍、老舍、錢鐘書等，也包括你自己，為什麼在創作上進入了一個低潮？不但許多人擱筆不寫了，就是繼續從事創作的，從數量到質量，都大不如前，這是為什麼？”
巴金回答說：“現在看來，‘你出主意，我寫作’，這樣的方式從事創作，總是要失敗的。
解放初期，我不過四十出頭，正當壯年，總想寫出點東西來，但總是寫不好。
可以說，我在十七年中，沒有寫出一篇使自己滿意的作品，我寫不好自己不熟習的生活。
茅盾在解放後不是沒有從事過創作，他也嘗試過，甚至寫電影劇本，但沒有成功。
曹禺寫《明朗的天》，效果也不好，大家都知道的。
剛去世的師陀，解放初期寫作勁頭很大，但他的長篇連載被一家報紙腰斬；另外一篇小說題目叫《寫信》，是他下生活寫的，我看了還不錯，但别人對他不滿，說描寫農村青年給志願軍寫信時态度不嚴肅。
看來寫作總是以寫自己熟悉的題材為好，寫不熟悉的生活總沒有辦法寫好。
”
客人說自己曾在一九三三年上海出版的《社會與教育》上看到徐懋庸寫的《巴金在台州》一文，當時徐懋庸批評巴金“作品的結局過分陰暗，使讀者找不到出路”，建議巴金去農村找一點新的題材。
當時巴金說“這自然很好，但并非必要”，他認為“藝術與題材是沒有多大關系的，藝術的使命是普遍表現人類的感情和思想。
偉大的藝術作品，不拘其題材如何，其給予讀者的效果是同樣的”。
因此，客人以為巴金在那個時候就已對“題材決定論”進行了批判。
雖然他并不否定作家“下生活”的意義，即在建國前也曾多次到農村、到礦井，與群衆生活在一起，以擴大視野。
當然徐懋庸那次動員他去農村，他并沒有去。
因為像徐懋庸那樣為了使作品向讀者指出路而到農村去找新的題材，巴金認為是“并非必要的”。
聽到客人談起三十年代這件往事，巴金禁不住有點感歎，他說：“是的，我原是同意胡風‘到處有生活’的說法，但是解放後我就不敢說了。
這正是我在《随想錄》中所說的，說明我在解放後‘覺新性格’的存在吧。
一個作家如果沒有生活，他怎麼寫得出作品？怎麼會成為真正的作家？有了生活，才有作品，才做作家。
生活培養作家，不是職稱培養作家。
作家靠讀者養活，不是靠領導養活。
這本來是很淺顯的道理。
可是我們這麼多年放棄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勉強去寫不熟悉的題材，甚至要作家的作品去解釋政策，而政策
有時又不免有變化，這樣要創作豐收，是很難的。
作家應該寫他最熟悉的生活，寫最使他感動的東西。
這是我幾十年經曆所得到的教訓。
當然我并不反對作家到處去看看，對世界有更多的了解。
“
這次他們的談話，還談到了其他一些問題，不久即以對話的形式發表在一九八九年第一期《文彙月刊》上。
後來，巴金又把它作為附錄，收編在《巴金全集）十四卷裡。
這确是巴金晚年關于文學創作方面一次帶有總結性的重要談話。
這也是他長期進行探索與求真的一次曆史記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