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5日早晨,在上海是個陰冷的天氣,朔風徹骨,滴水成冰,經過一夜的天寒地凍,各條馬路又出現了一具具凍斃的屍體。
普善山莊的收屍車還在街頭忙着收拾屍體,而外灘的那些洋行大班們,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車上興匆匆去上班。
在黃浦江的公和樣輪船碼頭,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的上般,響起一片雜亂的喊聲。
從法租界馬浪路開來一輛出租汽車,在碼頭邊停靠後,從車上跳下來四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其中兩個是準備上船去的留學生,另外兩人是來送行的朋友。
兩個留學生中,一位是高個子衛惠林,從他胖胖的圓臉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熱情直爽的性格。
另一位相對來說,比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筆名寫小說的李堯棠。
他戴着眼鏡,穿着一套在虹口舊貨店買的西裝,披着外套。
下車後,他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附近有一個郵筒,就從衣袋裡掏出一封昨晚剛寫好的信,信封上寫着:“蘇州東吳大學李堯林先生收。
”他跑過去把信丢進郵筒裡,順便還向站在自己身邊叫賣的報販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他很想看一看當時銷數很大的《神州日報》和《民國日報》,但這兩個報社卻已在三天前被軍閥孫傳芳下令封閉了,今天買到的隻有《申報》。
《申報》上刊登着美國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蘇彜士的軍艦開赴上海;英國駐威海衛的第二艦隊,以及日本的驅逐艦和巡洋艦紛紛調遣來滬的消息。
看來半年前進軍北伐的革命軍眼前節節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形勢趨于緊張。
堯棠看了報,臉上浮起一層興奮的表情,但又意識到自己就要離開上海了,來不及迎接這個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遺憾。
回到碼頭上,他正準備上船,和那兩位送行的朋友道别,不料這時來送行的朋友畢修勺,在人群紛亂中被一個騙子騙走了一百元錢。
畢修勺是《民衆》雜志的編輯,左拉作品的翻譯者,他曾于1920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回國才一年。
大家認為他既然出過國,上下輪船碼頭有經驗,所以請他做代表,來為堯棠、惠林送行。
他們一到碼頭上,就有一個人自稱是輪船公司的接待員來對他說,可以幫助他們把行李裝運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費。
他信以為真,搶着把錢交給他。
頃刻間,這個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而行李卻還在他們身邊——這是堯棠出國前的最後一刻,上海社會給他留下一個六十年後仍無法忘記的印象。
他們終于登上了船。
那是法國郵船公司所屬的一條叫“昂熱号”(Angers)的小船,是駛往法國馬賽的。
他們上般後,接受了出國護照檢驗。
李堯棠的護照上這樣寫着:
中華民國外交部特發給李堯棠(年齡二十一歲,職業學生,籍貫四川成都)以5583号赴法國護照,務盼沿途文武官員遇事妥為照料。
堯棠是1904年11月25日出生的,出國時還不到二十二足歲。
這二十二年的經曆,雖然不長,卻已嘗夠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
現在他站在甲闆上,看着郵船慢慢地離開碼頭,江邊高大的建築物逐漸變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漸漸遠去,以至看都看不見了。
他的兩眼噙着淚花,意識到自己已經開始離開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了,這塊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親人和朋友!它曾經給過他幸福的幼年,給他知識,又使他感受到許多不幸和悲哀。
望着這塊漸遠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愛一切人的母親,和他那開朗樂觀、經常帶他出門散步的父親,以及二姐蒼白的臉,三姐臨上轎掙紮的形狀和哀
哀的哭聲。
還有可憐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潰中遭受着災難,以緻一度精神失常,而仍忍辱負重,承受着各種負擔。
在這塊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過着這樣的日子?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犧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壓迫下?又有多少無辜的勞苦大衆,像成都正通順街上幾家公館裡的轎夫、老仆們那樣勞苦一生,到頭來隻落得瘦骨伶仃,住草屋、食糟糠,甚至凍斃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這塊土地上,還有像上海這樣的地方,它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這裡有歌謝舞廳,紳士淑女,也有一無所有的勞工和背井離鄉的流浪漢。
這裡是少數人的天堂,多數人的地獄。
這裡有嚴肅的工作,有人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裡也有荒淫與無恥,有販售肉體的交易所和出賣靈魂的市場。
郵船離開這塊大地越來越遠了,終至看不見望不到,堯棠禁不住熱淚盈眶,想起舊俄時代流行在西伯利亞的一首歌子:“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同時他用自己的語言,從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