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1月15日早晨，在上海是個陰冷的天氣，朔風徹骨，滴水成冰，經過一夜的天寒地凍，各條馬路又出現了一具具凍斃的屍體。
普善山莊的收屍車還在街頭忙着收拾屍體，而外灘的那些洋行大班們，已口含雪茄，坐在舒适的包車上興匆匆去上班。
在黃浦江的公和樣輪船碼頭，此刻也已熙熙攘攘，送客的送客，上船的上般，響起一片雜亂的喊聲。
從法租界馬浪路開來一輛出租汽車，在碼頭邊停靠後，從車上跳下來四個二十出頭的青年。
其中兩個是準備上船去的留學生，另外兩人是來送行的朋友。
兩個留學生中，一位是高個子衛惠林，從他胖胖的圓臉上，可以看得出他那熱情直爽的性格。
另一位相對來說，比較瘦小，他就是不久就要用“巴金”筆名寫小說的李堯棠。
他戴着眼鏡，穿着一套在虹口舊貨店買的西裝，披着外套。
下車後，他向四面望了一下，看見附近有一個郵筒，就從衣袋裡掏出一封昨晚剛寫好的信，信封上寫着：“蘇州東吳大學李堯林先生收。
”他跑過去把信丢進郵筒裡，順便還向站在自己身邊叫賣的報販買了一份當天的報紙，他很想看一看當時銷數很大的《神州日報》和《民國日報》，但這兩個報社卻已在三天前被軍閥孫傳芳下令封閉了，今天買到的隻有《申報》。
《申報》上刊登着美國政府命令檀香山和蘇彜士的軍艦開赴上海；英國駐威海衛的第二艦隊，以及日本的驅逐艦和巡洋艦紛紛調遣來滬的消息。
看來半年前進軍北伐的革命軍眼前節節勝利，已使帝國主義和軍閥孫傳芳統治下的上海形勢趨于緊張。
堯棠看了報，臉上浮起一層興奮的表情，但又意識到自己就要離開上海了，來不及迎接這個革命高潮，不免感到遺憾。
回到碼頭上，他正準備上船，和那兩位送行的朋友道别，不料這時來送行的朋友畢修勺，在人群紛亂中被一個騙子騙走了一百元錢。
畢修勺是《民衆》雜志的編輯，左拉作品的翻譯者，他曾于1920年到法國勤工儉學，回國才一年。
大家認為他既然出過國，上下輪船碼頭有經驗，所以請他做代表，來為堯棠、惠林送行。
他們一到碼頭上，就有一個人自稱是輪船公司的接待員來對他說，可以幫助他們把行李裝運到行李房去，但先得付一百元的寄存費。
他信以為真，搶着把錢交給他。
頃刻間，這個人就在人群中消失，再也找不到了，而行李卻還在他們身邊——這是堯棠出國前的最後一刻，上海社會給他留下一個六十年後仍無法忘記的印象。
他們終于登上了船。
那是法國郵船公司所屬的一條叫“昂熱号”（Angers）的小船，是駛往法國馬賽的。
他們上般後，接受了出國護照檢驗。
李堯棠的護照上這樣寫着：
中華民國外交部特發給李堯棠（年齡二十一歲，職業學生，籍貫四川成都）以5583号赴法國護照，務盼沿途文武官員遇事妥為照料。
堯棠是1904年11月25日出生的，出國時還不到二十二足歲。
這二十二年的經曆，雖然不長，卻已嘗夠了生活中甜酸苦辣的滋味。
現在他站在甲闆上，看着郵船慢慢地離開碼頭，江邊高大的建築物逐漸變小，岸上向他招手的送行者也漸漸遠去，以至看都看不見了。
他的兩眼噙着淚花，意識到自己已經開始離開這塊生我育我的土地了，這塊土地居住着他的多少親人和朋友！它曾經給過他幸福的幼年，給他知識，又使他感受到許多不幸和悲哀。
望着這塊漸遠的土地，他不能不想起教他愛一切人的母親，和他那開朗樂觀、經常帶他出門散步的父親，以及二姐蒼白的臉，三姐臨上轎掙紮的形狀和哀
哀的哭聲。
還有可憐的大哥，他在封建家庭崩潰中遭受着災難，以緻一度精神失常，而仍忍辱負重，承受着各種負擔。
在這塊土地上有多少家庭在過着這樣的日子？有多少年輕的生命犧牲在腐朽垂死的封建制度壓迫下？又有多少無辜的勞苦大衆，像成都正通順街上幾家公館裡的轎夫、老仆們那樣勞苦一生，到頭來隻落得瘦骨伶仃，住草屋、食糟糠，甚至凍斃在街上，或者受冤屈，吊死在屋梁上？
在這塊土地上，還有像上海這樣的地方，它是帝國主義冒險家的樂園，也是中國工人運動的中心，這裡有歌謝舞廳，紳士淑女，也有一無所有的勞工和背井離鄉的流浪漢。
這裡是少數人的天堂，多數人的地獄。
這裡有嚴肅的工作，有人在為自己的理想而奮鬥；這裡也有荒淫與無恥，有販售肉體的交易所和出賣靈魂的市場。
郵船離開這塊大地越來越遠了，終至看不見望不到，堯棠禁不住熱淚盈眶，想起舊俄時代流行在西伯利亞的一首歌子：“再見吧，我不幸的鄉土喲！”同時他用自己的語言，從心底默默地念出一句話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