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勢，顯然很不相稱。
這使巴金忽然感到十分寂寞。
靳以以他熾烈的感情，傾注在社會主義事業上。
他和所有的作家、藝術家一樣，把全部精力投入在對“大躍進”形勢的歌頌上。
但“大躍進”究竟會給國家和社會帶來什麼？靳以不惜舍命寫出來的十五篇歌頌眼前現實的作品，究竟能在群衆面前逗留得多久？看來誰也不會去想這樣一些問題。
然而，實際上，當時作家們的熱情，不過是一片過眼煙雲，它随着“大躍進”誇飾現象的消逝而同歸于盡了。
當一九五九年十一月靳以撤手西去的時候，人們已開始遍嘗“大躍進”
帶來的苦果。
為了應付糧荒和日用品的嚴重缺乏，不得不實行限制使用糧食和日用品的各種措施。
從發糧票、油票開始，到發糖票、肉票、布票、魚票、蛋票、香煙票、糕點票，以至于火柴票，反正要買什麼，除了鈔票，還要憑證，憑券，憑票，憑卡，而且數量有時還要随着貨源多寡随時增加或減少。
許多人家的主婦為了讓自己的孩子和丈夫吃飽，自已經常餓得眼睛發黑，身子搖晃。
巴金家庭并不例外，蕭珊為了保證巴金與兩個孩子吃飽穿暖，自己在這個時期的體重顯然下降。
就連好朋友楊苡從南京寫信來托她在上海買一件毛線衣，她也無法辦到。
因為在上海，這一年隻給每戶發過一張毛線票，而憑這張票也隻能買一斤毛線，替兩個孩子添冬衣還不夠哩。
這時上海市政協文化俱樂部餐廳也突然顧客盈門，有些政協委員在外面吃不到東西，隻好到這裡來讨個方便。
但這使一些本來經常到那裡就餐的反而裹足不前，因為他們上了年紀，無法與大家擠着搶菜要飯。
翻譯家羅稷南曾在家裡苦笑着對一個新聞記者說：“文化俱樂部餐廳現在變成了打谷場，你去看看，人像夏天裡的蝗蟲在那邊轟隆轟隆。
我這個白發老人哪搶得過他們！”後來文化俱樂部餐廳采用了憑餐券進餐的辦法，每月給每個委員十幾張餐券，這樣就比排隊搶購好多了。
巴金當然不會天天去文化俱樂部，但有了餐券，他有時也讓蕭珊伴着柯靈的夫人陳國容一起到餐廳買菜，各自帶回家中受用。
但更多的時候，是他自己帶着蕭珊和孩子去文化俱樂部吃飯，有時還有他的弟弟李濟生參加，因為濟生這時正下放農村勞動。
在農村用力氣的時間多，吃的卻比城市更困難，所以這些下放幹部一有機會回市區，許多人就千方百計找地方“加油”。
巴金的胞弟也無法例外。
也就在這年的十月裡，巴金的繼母鄧景蘧去世。
她在四十五年前嫁給巴金父親，在成都李公館生活了還不到三年，巴金父親就在一次流行性疫病中死了。
她在丈夫在世時生了巴金的十二妹李瑞珏；在丈夫去世後一個月，又産下遺腹子李濟生。
鄧景蘧與巴金的大哥共同支撐着老家，在舊社會度過了艱難的歲月。
大哥死後，處境更為艱難，經濟上多靠三哥堯林按月接濟，巴金也時作支援。
老人對李家第三代的撫養成長，付出過不少心血。
當一九五
○年她和瑞珏随同濟生自重慶來滬，巴金曾把他們安頓在淮海中路霞飛坊的房子裡，五年以後又共同遷進武康路新居，在這裡過了一段她一生中比較安定的生活。
繼母去世時，恰巧巴金決心避掉一切活動在四川從事寫作。
行前他曾勸慰繼母去醫院進行一次徹底的檢查，哪知在他走後一月，繼母竟以肝癌不治去世。
蕭珊和濟生聯名打了電報向巴金報喪，勸阻他不必回滬，因為已有支援西北去甯夏定居的李采臣來滬奔喪，他們會把喪事辦好。
但想不到隻在六年以後，安葬于萬國公墓的繼母墓地和早些年安眠于虹橋公墓的三哥堯林的
墓地，都在“文革”中被毀，這使巴金一家為此感到十分遺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