樣缺乏社會意識的，恐怕是享不得這種福了。
李簽翁在《閑情偶寄》裡說“場中作文，有倒騙主司人彀之法。
開卷之初，當有奇句奪目，使之一見而驚，不敢棄去，此一法也。
終篇之際，當以媚語攝魂，使之執卷流連，若難送别，此一法也。
”又要驚人，眩人，又要哄人，媚人，穩住了人，似乎是近于妻婦之道。
由這一點出發，我們可以讨論讨論作者與讀者的關系。
西方有這麼一句成語：“詩人向他自己說話，被世人偷聽了去。
”詩人之寫詩，純粹出于自然，腦子裡決不能有旁人的存在。
可是一方面我們的學校教育卻極力的警告我們，作文的時候最忌自說自話，時時刻刻都得顧及讀者的反應。
這樣究竟較為安全，除非我們确實知道自己是例外的曠世奇才。
要迎合讀書的心理，辦法不外這兩條：(一)說人家所要說的，(二)說人家所要聽的。
說人家所要說的，是代群衆訴冤出氣，弄得好，不難一唱百和。
可是一般輿論對于左翼文學有一點常表不滿，那就是“診脈不開方”。
逼急了，開個方子，不外乎階級鬥争的大屠殺。
現在的知識分子之談意識形态，正如某一時期的士大夫談禅一般，不一定懂，可是人人會說，說得多而且精彩。
女人很少有犯這毛病的，這可以說是“男人病”的一種，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說了。
退一步想，專門描寫生活困難吧。
固然，大家都抱怨着這日子不容易過，可是你一味的說怎麼苦怎麼苦，還有更苦的人說：“這算得了什麼？”比較富裕的人也自感到不快，因為你堵住了他的嘴，使他無從訴苦了。
那麼，說人家所要聽的吧。
大家願意聽些什麼呢？越軟性越好——換言之，越穢亵越好麼？這是一個很普通的錯誤觀念。
我們拿《紅樓夢》與《金瓶梅》來打比吧。
抛開二者的文學價值不講——大衆的取舍并不是完全基于文學價值的——何以《紅樓夢》比較通俗得多，隻聽見有熟讀《紅樓夢》的，而不大有熟讀《金瓶梅》的？但看今日銷路廣的小說，家傳戶誦的也不是“香豔熱情”的而是那溫婉、感傷，小市民道德的愛情故事。
所以穢亵不穢亵這一層倒是不成問題的。
低級趣味不得與色情趣味混作一談，可是在廣大的人群中，低級趣味的存在是不可否認的事實。
文章是寫給大家看的，單靠一兩個知音，你看我的，我看你的，究竟不行。
要争取衆多的讀者，就得注意到群衆興趣範圍的限制。
作者們感到曲高和寡的苦悶，有意的去迎合低級趣味。
存心迎合低級趣味的人，多半是自處甚高，不把讀者看在眼裡，這就種下了失敗的根。
既不相信他們那一套，又要利用他們那一套為号召，結果是有他們的淺薄而沒有他們的真摯。
讀者們不是傻子，很快地就覺得了。
要低級趣味，非得從裡面打出來。
我們不必把人我之間劃上這麼清楚的界限。
我們自己也喜歡看張恨水的小說，也喜歡聽明皇的秘史。
将自己歸人讀者群中去，自然知道他們所要的是什麼。
要什麼，就給他們什麼，此外再多給他們一點别的——作者有什麼可給的，就拿出來，用不着扭捏地說：“恐伯這不是一般人所能接受的吧？
“那不過是推誘。
作者可以盡量給他所能給的，讀者盡量拿他所能拿的。
像《紅樓夢》，大多數人于一生之中總看過好幾遍。
就我自己說，八歲的時候第一次讀到，隻看見一點熱鬧，以後每隔三四年讀一次，逐漸得到人物故事的輪廓、風格、筆觸，每次的印象各各不同。
現在再看，隻看見人與人之間感應的煩惱。
——個人的欣賞能力有限，而《紅樓夢》永遠是“要一奉十”的。
“要一奉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