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节标题的这一问，是别人的想法；在我看来，则这一问是多余，也早就“过时”的了。因为，红学上的“自传说”，本来就不是一个“成立”与否的假想或揣断，它只是一个事实——连什么“考证”也是无须乎的。
那么，“自传说”为何又曾成为论争、批判的焦点呢?
问题的来源倒是“事出有因”，而且不止一端的。
粗粗总括，不承认“自传说”者不出两派：一是中国小说传统一直是“写(别)人”，极少“写(自)己”，故凡见一本小说就先猜其“本事”为谁家谁人的事迹。二是将外来文艺理论牢记在心，奉为圭臬，认为小说都是“虚构”或“集中概括——典型化”，不存在“写谁”的“对号入座”问题。
以蔡元培先生为代表的“索隐派”主张，源于本土传统，极力反对“写己”之论。此是民初年代之事，至今后继有人。以“虚构”、“概括”为理由而批判“自传说”的风潮，则是50年代以来的事。批判者以为如谓曹雪芹著书是写己，是乃极大“错误”——甚至是“阶级”性质的错误，非常严重，难以宽恕。
实际如何呢?
雪芹的伟大，不是死守常规，正在于他敢“破陈腐旧套”，所以开卷即言：此书乃作者亲历的“一番梦幻”故事，所谓“通灵”之玉，乃是“借”它来“编述一集(记)”的“假语”、“荒唐言”——即以小说体裁来写自己的经历(“梦幻”者，作者惯用反语瞒人，正指真实)。
但此意此言此行，太创新了，常无人敢于相信罢了——清代已有人指明此书是“自况”、“自寓”。
“况”、“寓”云者，早已将“素材”、“原型”与“艺术加工”、“穿插拆借”等等“演义”手法包括在内了，何尝“不懂历史与艺术的分别”?
至于“虚构”、“概括”，我完全承认：世上古往今来本有虚构、概括方法写成的小说，尤其是在西方那种理论的影响或指导之下的有意识或也如彼而作的结果。但我不承认因此之故，中国乾隆时代的曹雪芹也“必须”就是如彼而写他的《石头记》。
有模式，有教条，有艺术的特点与个性，有“自我作古(创始)”，焉能一概而论。
但我还是要强调一点：要解决这样的问题，也不单靠逻辑推理，也不能是理论“规定”；对文学艺术，除了那些，还需要感受与领悟。
我相信“自传说”的理由，是本人的感知，而不是先读了专家学者的权威论证。
我最深切的感悟是雪芹写下的那两首《西江月》——
“天下无能第一，古今不肖无双。”
“富贵不知乐业，贫穷难奈凄凉。”
“潦倒不通庶务，愚顽怕读文章。”
“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
“可怜辜负好时光，于国于家无望!”
…………
这些“难听”的话，是说谁呢?
奇极了——我没见一个人出来讲讲，他读了这些“评语”之后想到的是什么?是“同意”作者对宝玉的“介绍”和“鉴定”?还是略为聪明一层，知道这乃是反词——以讥为赞?
无论如何，读至此处之人，该当是有一点疑问：世上可有一个大傻瓜，他十年辛苦、字字是血的著作，就是为了偏偏要选这么一个“怪物”作他的全部书的总主角(一切人、事、境、变……都由他因他而发生而展开而进行……)?这个“偏僻”、“乖张”的人物，如此不堪言状，选他的目的用意又在哪里?——即使你已明白此乃以讥为赞的反词，那你也该进而追问：如果他是写不相干的赵钱孙李以至子虚乌有的捏造产物，那他为何不正面大颂大扬大称大赞?他为什么要费这一番“纠缠”而引人入其迷阵?难道他神经上真有毛病?
经此一串推演，智者已悟：雪芹特意用此手法以写宝玉者，乃其“夫子自道”也——除此以外，又能有什么更准确的“解读”?
——以上这一段，说的不是别的，就是着重表明一点：读《红楼梦》，你玩味他的笔法，只要有点儿悟性，就能晓知此书写宝玉——石头入世的红楼一梦，即是“作者历过一番梦幻……借通灵之说而作此《石头记》”的真实原委；此书的“自况”、“自寓”、“自叙”、“自传”的性质本来丝毫不误。作者雪芹不过因为当时此一性质惊世骇俗怕惹麻烦，故此小施“文字狡狯”而已，并无多大玄妙神秘可言。
这就是需要一点悟性——比“考证”更重要。书中类此之笔法，例子也不少，我谓举一足以反三，可以不必絮絮而罗列无休了吧。
诗曰：
积学方知考证难，是非颠倒态千般。
谁知识力还关悟，慧性灵心放眼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