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看看混亂的時局，他為前途憂慮，找工作也非常困難。
就在這時，上海《大公報》刊出廣告，要在全國招聘兩名電訊翻譯。
當時報名的人達三千多。
經過反複考試篩選，金庸成為兩名幸運者中的一名。
從此，他跻身報界。
金庸那時也許沒有想到，日後自己會成為一份大報的老闆，成為報業巨子。
不過，金庸曾對記者說：他非常喜歡當時《大公報》的風格，特立獨行；也非常喜歡新聞工作，而理想中的報紙就是那時的《大公報》。
不久，《大公報》要在香港出版，金庸便被派往香港。
這位江南才子，一介書生，拿着一支生花妙筆，在陌生的嶺南開始創造自己的事業。
恰如倪匡所言，金庸是赤手空拳打出天下的。
1949年的巨變改寫了中國曆史。
國民黨潰逃台灣孤守一島。
大陸上的共産黨以無比的熱情建設新中國，一種空前的穩定與美好的希望，感染着大多數中國人，也包括衆多的知識分子。
這場巨變，也改寫了許許多多個人的命運。
或沉淪或升浮，或悲或喜，許多年後回頭望望，除了不勝感慨之外，還能有什麼評說。
金庸沒有留下什麼文字，可以供我們猜測他當時的心情，困惑還是興奮？但是，他個人的命運多少與這場曆史的巨變相關，乃至他的小說，他的辦報事業。
如果不了解現代中國曆史的風雲變幻，就不能體味其中的酸甜苦辣。
但從他五十年代的一些随筆中，還是可以看出金庸較認同大陸這一邊，字裡行間，處處流露出強烈的民族感情。
五十年代初期，金庸曾以“林歡”為筆名，在《新晚報》副刊上開設“下午茶座”，主要是撰寫影評。
這些文章現已很難見到，“但曾讀過的人，都說文筆委婉，見解清醒，是一時之選。
”（倪匡語）
由于撰寫影評，他與電視界有了較多的聯絡。
他曾作過編劇，也作過兩部影片的導演。
他編的第一部劇本是《絕代佳人》，由著名演員夏夢主演，曾經獲得北京文化部金章獎。
據說，三十多年後金庸重回上海，當地招待他看的影片就是這部《絕代佳人》，銀幕上赫然出現“長城電影公司出品”，“查良镛編劇”的字樣。
除此以外，還有《有女懷春》、《王老虎搶親》、《蘭花花》、《午夜琴聲》等，前二部是他擔任導演的。
如果一切順利，金庸很可能成為一名出色的導演。
但是，長城電影公司的政策較為重視社會教育意義，對于影片限制較嚴，金庸感到難以發揮自己的創作思想，尤其在他編的幾個劇本未能通過審查時，便萌生了去意。
但要自辦電影廠，經費相當巨大，于是，便想到了辦報辦雜志，成本較低，又能實現自己的理想。
《明報》等一系列雜志、報紙就這樣開始誕生了。
五十年代前期，金庸曾想當外交官。
他當時發表過關于外交及國際關系方面的文章，受到中國國際法權威梅久璈所賞識。
又由于在《大公報》工作的關系，與喬冠華有過一段交往。
喬冠華在解放後擔任中國首任外交部部長周恩來的秘書。
經過輾轉介紹，金庸來到了北京的外交部。
喬冠華對他說需要像他這樣的人才，但由于他出身地主階級，必須先在人民大學受訓寫自傳交代，然後才能到外交部工作。
金庸考慮再三，覺得自己的客觀情況不适合從事此項工作，便放棄了當外交官的念頭，重回《大公報》。
于是，有人說：“要不是查良镛這個決定，說不定他今日準是新華社或外交部的工作人員。
”
然而，還有另外的可能，那就是他準會在“反右”和“文革”中倒大黴，這幾乎是鐵定無疑的。
而且，更為肯定的是，我們也絕對看不到今天的金庸武俠小說了。
人生充滿了選擇，常常一念之差便全盤皆變。
過後回想起來，不免疑惑：要是當年不這樣又會怎樣呢？其實，該怎樣就怎樣，是玫瑰必然要長成玫瑰，是松樹必然要長成松樹。
假設是有趣的，甚至是美好的，但毫無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