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意識到了語言問題的重要。
他指出：
在世界文學史上，幾乎沒有哪一位作家曾用别國的文字寫過一部偉大的作品。
英文與法文十分接近，許多英國人從小就會說法文，但沒有一位英國作家曾用法文寫過一部偉大的作品。
當然，寫寫普通文章是并不難的，困難之點是在于文字中許多微妙的地方，許多隻能意會而不可言傳的區别，那是外國的作家所不能掌握的。
據我寫《書劍恩仇錄》的經驗，因為這是一部以清代為背景的小說，所有現代的語彙和觀念我是以絕大努力來避免的，比如我設法使用“轉念頭”、“尋思”、“暗自琢磨”等來代替“思想”、“考慮”；用“留神”、“小心”等來代替“注意”等等。
這部小說隻是一部娛樂性的通俗讀物，但我想，法國德國那些漢學家們，盡管他們對《尚書》、《楚辭》、《詩經》極有研究，而我許多古書讀也讀不大懂，然而他們未必能分辨“留神”與“注意”之間細微的差别。
無所謂的通俗小說已是如此，論到真正的文學著作，那更是重大的事了。
金庸小說所用的筆法，不是純白話文，而是中國傳統小說特有的筆法。
《射雕英雄傳》開始的一段，活脫是《水浒傳》的手法，甚至用了“遮莫”這樣的字眼。
但運用得恰到好處，絕不阻礙現代讀者對小說的欣賞。
雖然不是純白話文，但是口語化的程度，甚至還在白話文之上。
在現代武俠小說家中，金庸無疑地具有宗師的身份，是名副其實的“武林盟主”。
他不但是現代武俠小說形貌的塑造者——金庸以後的武俠小說作家恐怕沒有不受他影響的——尤其可貴而難為其他作家所企及的，是他極其廣博的史地與古典文學的知識，以及對人性的深刻了解。
他能毫不費力地寫出内容真實而豐潤，意境深遠而切理的作品，使他的武俠小說能在消遣之外，别有系人心弦之處，因而具有充分的文學價值。
“武俠小說是不是文學呢？”金庸說：“我個人覺得，不論哪一種小說，是不是文學作品，屬哪一類小說，沒有多大的關系。
問題是一部作品是否能夠感動人，有沒有意義，而不是在于它是不是用武俠的方法來表現。
……也有人問武俠小說為什麼那麼多人喜歡看，我覺得最主要的大概是武俠小說比較根據中國的傳統來着手。
它寫的是中國社會，更重要的，它的價值觀念，在傳統上能讓中國人接受。
它寫的是中國人的道德倫理，有濃厚的民族色彩，這是吸引中國讀者的一個原因。
”
著名學者夏濟安非常愛看武俠小說。
在金庸尚未寫武俠前，他就對朋友說：武俠小說這門東西，大有可為，因為從來沒有人好好寫過。
并說将來要是實在沒有其他辦法，他一定想法子寫一寫。
後來，他在台灣看到《射雕英雄傳》，就說：“真命天子已經出現，我隻好到扶餘國去了。
”
批評家林以亮說：“凡有華人，有唐人街的地方，就有金庸的武俠小說。
”
事實上，從獲得諾貝爾獎的學者教授到販夫走卒，從達官貴人到平民百姓，從黃土高原到美利堅，從老人到孩童，各個階層各個地方，都有金庸迷。
金庸是中國人（華人）
的金庸。
本世紀以來，有哪一個中國作家能獲得如此廣泛的接受？有哪些作品能寫得這般雅俗共賞呢？
金耀基教授說：“我相信，能把中國過去的小說、文學材料，運用這樣自如者，查先生是沒有人比得上的。
”
倪匡則更是熱情洋溢地贊歎：“一遍又一遍看金庸小說，每看一遍，都擊桌驚歎，歎為觀止。
”“金庸的小說，總評語是‘古今中外’‘空前絕後’。
”
五十年代以來直到七十年代中期，金庸的小說風靡港澳和海外，但在大陸和台灣的中國人，卻幾乎不知道他的名字，即使知道，也隻是得自地下渠道。
金庸在《鹿鼎記》的前面，痛斥“文字獄”的專橫與暴虐。
這種中國曆史上古已有之的心态，蘊含着統治者對于文化和知以的仇視，對于自由人格的恐懼，歸根結底，是愚民政策的一種表現。
大陸的十年浩劫，将此種“傳統”發揮到極緻。
而在台灣，相同的思維方式也在各項文化政策中隐約可見。
一直到1979年9月之前，金庸的小說在台灣，仍列在“查禁”之列。
實際上，從七十年代開始，金庸小說已通過各種非正式渠道流入寶島，赢得了許多人的喜愛。
遠景出版社發行人沈登恩先生回憶：
記得1975年初，我剛辦遠景不久，朋友從香港來，送了我一套舊版的金庸小說《射雕英雄傳》。
那個時候，我的工作不像現在這樣忙碌，每天好整以暇，有的是時間，不到一天一夜，我就把《射雕》看完，整個腦海中都是洪七公、郭靖、黃藥師、黃蓉、周伯通、歐陽鋒……的影子。
當時心中有個疑問：“怎麼世上有這麼好看的小說，台灣竟然沒有出版？”
沈登恩找出“查禁目錄”，才知道金庸的小說全在查禁之列。
但幾乎誰都不知道為什麼要查禁，反正“上頭”是這樣規定的。
也許查禁官本人就愛讀金庸小說，但他隻能照章辦事，毫無辦法，“上頭”的規定動不得。
至于“上頭”是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