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當初世代相傳的衣服沒有大批賣給收舊貨的，一年一度六月裡曬衣裳，該是一件輝煌熱鬧的事罷。
你在竹竿與竹竿之間走過，兩邊攔着绫羅綢緞的牆——那是埋在地底下的古代宮室裡發掘出來的甬道。
你把額角貼在織金的花繡上。
太陽在這邊的時候，将金線曬得滾燙，然而現在已經冷了。
從前的人吃力地過了一輩子，所作所為，漸漸蒙上了灰塵；子孫晾衣裳的時候又把灰塵給抖了下來，在黃色的太陽裡飛舞着。
回憶這東西若是有氣味的話，那就是樟腦的香，甜而穩妥，像記得分明的快樂，甜而怅惘，像忘卻了的憂愁。
我們不大能夠想象過去的世界，這麼迂緩，安靜，齊整——在滿清三百年的統治下，女人竟沒有什麼時裝可言！一代又一代的人穿着同樣的衣服而不覺得厭煩。
開國的時候，因為“男降女不降”，女子的服裝還保留着顯著的明代遺風。
從十七世紀中葉直到十九世紀末，流行着極度寬大的衫褲，有一種四平八穩的沉着氣象。
領圈很低，有等于無。
穿在外面的是“大襖”。
在非正式的場合，寬了衣，便露出“中襖”。
“中襖”裡面有緊窄合身的“小襖”，上床也不脫去，多半是妖媚的桃紅或水紅。
三件襖子之上又加着“雲肩背心”，黑鍛寬鑲，盤着大雲頭。
削肩，細腰，平胸，薄而小的标準美女在這一層層衣衫的重壓下失蹤了。
她的本身是不存在的，不過是一個衣架子罷了。
中國人不贊成太觸目的女人。
曆史上記載的聳人聽聞的美德——譬如說，一隻胳膊被陌生男子拉了一把，便将它砍掉——雖然博得普遍的贊歎，知識階級對之總隐隐地覺得有點遺憾，因為一個女人不該吸引過度的注意；任是鐵铮铮的名字，挂在千萬人的嘴唇上，也在呼吸的水蒸氣裡生了鏽。
女人要想出衆一點，連這樣堂而皇之的途徑都有人反對，何況奇裝異服，自然那更是傷風敗俗了。
出門時褲子上罩的裙子，其規律化更為徹底。
通常都是黑色，逢着喜慶年節，太太穿紅的，姨太太穿粉紅。
寡婦系黑裙，可是丈夫過世多年之後，如有公婆在堂，她可以穿湖色或雪青。
裙上的細褶是女人的儀态最嚴格的試驗。
家教好的姑娘，蓮步姗姗，百褶裙雖不至于紋絲不動，也隻限于最輕微的搖顫。
不慣穿裙的小家碧玉走起路來便予人以驚風駭浪的印象。
更為苛刻的是新娘的紅裙，裙腰垂下一條條半寸來寬的飄帶，帶端系着鈴。
行動時隻許有一點隐約的叮當，像遠山上寶塔上的風鈴。
晚至一九二○年左右，比較潇灑自由的寬褶裙入時了，這一類的裙子方才完全廢除。
穿皮子，更是禁不起一些出入，便被目為暴發戶。
皮衣有一定的季節，分門别類，至為詳盡。
十月裡若是冷得出奇，穿三層皮是可以的，至于穿什麼皮，那卻要顧到季節而不曾顧到天氣了。
初冬穿“小毛”，如青種羊，紫羔，珠羔；然後穿“中毛”，如銀鼠，灰鼠，灰脊，狐腿，甘肩，倭刀；隆冬穿“大毛”，——白狐，青狐，西狐，玄狐，紫貂。
“有功名”的人方能穿貂。
中下等階級的人以前比現在富裕得多，大都有一件金銀嵌或羊皮袍子。
姑娘們的“昭君套”為陰森的冬月添上點色彩。
根據曆代的圖畫，昭君出塞所戴的風兜是愛斯基摩氏的，簡單大方，好萊塢明星仿制者頗多。
中國十九世紀的“昭君套”卻是颠狂冶豔的，——一頂瓜皮帽，帽沿圍上一圈皮，帽頂綴着極大的紅絨球，腦後垂着兩根粉紅緞帶，帶端綴着一對金印，動辄相擊作聲。
對于細節的過分的注意，為這一時期的服裝的要點。
現代西方的時裝，不必要的點綴品未嘗不花樣多端，但是都有個目的——把眼睛的藍色發揚光大起來，補助不發達的胸部，使人看上去高些或矮些，集中注意力在腰肢上，消滅臀部過度的曲線……古中國衣衫上的點綴品卻是完全無意義的，若說它是純粹裝飾性質的罷，為什麼連鞋底上也滿布着繁缛的圖案呢？鞋的本身就很少在人前漏臉的機會，别說鞋底了。
高底的邊緣也充塞着密密的花紋。
襖子有“三鑲三滾”，“五鑲五滾”，“七鑲七滾”之别，鑲滾之外，下擺與大襟上還閃爍着水銀盤的梅花，菊花，袖上另釘着名喚“闌幹”的絲質花邊，寬約七寸，挖空镂出福壽字樣。
這裡聚集了無數小小的有趣之點，這樣不停地另生枝節，放恣，不講理，在不相幹的事物上浪費了精力，正是中國閑階級一貫的态度。
惟有世上最清閑的國家裡最閑的人，方才能夠領略到這些細節的妙處。
制造一百種相仿而不犯重的圖案，固然需要藝術與時間；欣賞它，也同樣地煩難。
古中國的時裝設計家似乎不知道，一個女人到底不是大觀園。
太多的堆砌使興趣不能集中。
我們的時裝的曆史，一言以蔽之，就是這些點綴品的逐漸減去。
當然事情不是這麼簡單。
還有腰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