櫻幫着看看。
我們三個人一同到那時裝店去，炎櫻說：“線條簡單的于她最相宜。
”把大衣上的翻領首先去掉，裝飾性的褶裥也去掉，方形的大口袋也去掉，肩頭過度的墊高也減掉。
最後，前面的一排大鈕扣也要去掉，改裝暗鈕。
蘇青漸漸不以為然了，用商量的口吻，說道“我想……鈕扣總要的吧？人家都有的！沒有，好像有點滑稽。
”
我在旁邊笑了起來，兩手插在雨衣袋裡，看着她。
鏡子上端的一盞燈，強烈的青綠的光正照在她臉上，下面襯着寬博的黑衣，背景也是影憧憧的，更顯明地看見她的臉，有一點慘白。
她難得有這樣靜靜立着，端相她自己，雖然微笑着，因為從來沒這麼安靜，一靜下來就像有一種悲哀，那緊湊明倩之眉眼裡有一種橫了心的鋒棱，使我想到“亂世佳人”。
蘇青是亂世裡的盛世的人。
她本心是忠厚的，她願意有所依附；隻要有個千年不散的筵席，叫她像《紅樓夢》裡的孫媳婦那樣辛苦地在旁邊照應着，招呼人家吃菜，她也可以忙得興興頭頭。
她的家族觀念很重，對母親，對弟妹，對伯父，她無不盡心幫助，出于她的責任範圍之外。
在這不可靠的世界裡，要想抓住一點熟悉可靠的東西，那還是自己人。
她疼小孩子也是因為“與其讓人家占我的便宜，甯可讓自己的孩子占我的便宜”。
她的戀愛，也是要求可信賴的人，而不是尋求刺激。
她應當是高等調情的理想對象，伶俐倜傥，有經驗的，什麼都說得出，看得開，可是她太認真了，她不能輕松，也許她自以為輕松的，可是她馬上又會怪人家不負責。
這是女人的矛盾麼？我想，倒是因為她有着簡單健康的底子的緣故。
高級調情的第一個條件是距離——并不一定指身體上的。
保持距離，是保護自己的感情，免得受痛苦。
應用到别的上面，這可以說是近代人的基本思想，結果生活得輕描淡寫的，與生命之間也有了距離了。
蘇青在理論上往往不能跳出流行思想的圈子，可是以蘇青來提倡距離，本來就是笑話、因為她是那樣的一個興興轟轟火燒似的人，她沒法子伸伸縮縮，寸步留心的。
我純粹以寫小說的态度對她加以推測，錯誤的地方一定很多，但我隻能做到這樣。
有一次我同炎櫻說到蘇青，炎櫻說：“想她最大的吸引力是：男人總覺得他們不欠她什麼，同她在一起很安心。
”然而蘇青認為她就吃虧在這裡。
男人看得起她，把她當男人看待，凡事由她自己負責。
她不願意了。
他們就說她自相矛盾，新式文人的自由她也要，舊式女人的權利她也要。
這原是一般新女性的悲劇，可是蘇青我們不能說她是自取其咎。
她的豪爽是天生的。
她不過是一個直截的女人，謀生之外也謀愛，可是很失望，因為她看來看去沒有一個是看得上眼的，也有很笨的，照樣地也壞。
她又有她天真的一方面，很容易把人幻想得非常崇高，然後很快地又發現他卑劣之點，一次又一次，憧憬破滅了。
于是她說：“沒有愛。
”微笑的眼睛裡有一種藐視的風情。
但是她的諷刺并不徹底，因為她對于人生有着太基本的愛好，她不能發展到刻骨的諷刺。
在中國現在，諷刺是容易讨好的。
前一個時期，大家都是感傷的。
充滿了未成年人的夢與歎息，雲裡霧裡，不大懂事。
一旦懂事了，就看穿一切，進到諷刺。
喜劇而非諷刺喜劇，就是沒有意思，粉飾現實。
本來，要把那些濫調的感傷清除幹淨，諷刺是必需的階段，可是很容易停留在諷刺上，不知道在感傷之外還可以有感情。
因為滿眼看到的隻是殘缺不全的東西，就把這殘缺不全認作真實：——性愛就是性行為；原始的人沒有我們這些花頭不也過得很好的麼？是的，可是我們已經文明到這一步，再想退到獸的健康是不可能的了。
從前在學校裡被逼着念《聖經》，有一節，記不清了，仿佛是說，上帝的奴仆各自領了錢去做生意，拿得多的人，可以獲得更多，拿得少的人，連那一點也不能保，上帝追還了錢，還責罰他。
當時看了，非常不平。
那意思實在很難懂，我想再這樣多解釋兩句，也還怕說不清楚。
總之，生命是殘酷的。
看到我們縮小又縮小的，怯怯的願望，我總覺得無限的慘傷。
有一陣子，外間傳說蘇青與她離了婚的丈夫言歸于好了。
我一向不是愛管閑事的人，聽了卻是很擔憂。
後來知道完全是謠言，可是想起來也很近情理，她起初的結婚是一大半家裡做主的，兩人都是極年青，一同讀書長大，她丈夫幾乎是天生在那裡，無可選擇的，兄弟一樣的自己人。
如果處處覺得，“還是自己人！”那麼對他也感到親切了，何況他們本來沒有太嚴重的合不來的地方。
然而她的離婚不是賭氣，是仔細想過來的。
跑出來，在人間走了一遭，自己覺得無聊，又回去了，這樣地否定了世界，否定了自己，蘇青是受不了的。
她會變得喑啞了，整個地消沉下去。
所以我想，如果蘇青另外有愛人。
不論是為了片刻的熱情還是經濟上的幫助，總比回到她丈夫那裡去的好。
然而她現在似乎是真的有一點疲倦了。
事業、戀愛、小孩在身邊，母親在故鄉的匪氛中，弟弟在内地生肺病，妹妹也有她的問題，許許多多牽挂。
照她這樣生命力強烈的人，其實就有再多的拖泥帶水也不至于累倒了的，還是因為這些事太零碎，各自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