妻子，她就欺騙你。
你不疑心你的妻子，她就疑心你。
凡是說“女人怎樣怎樣”的話，多半是俏皮話。
單圖俏皮，意義的正确上不免要打個折扣，因為各人有各人的脾氣，如何能夠一概而論？但是比較上女人是可以一概而論的，因為天下人風俗習慣職業環境各不相同，而女人大半總是在戶内持家看孩子，傳統的生活典型既然隻有一種，個人的習性雖不同也有限。
因此，籠統地說“女人怎樣怎樣”，比說“男人怎樣怎樣”要有把握些。
記得我們學校裡有過一個非正式的辯論會，一經涉及男女問題，大家全都忘了原先的題目是什麼，單單集中在這一點上，七嘴八舌，嬉笑怒罵，空氣異常熱烈。
有一位女士以老新黨的口吻侃侃談到男子如何不公平，如何欺淩女子——這柔脆的，感情豐富的動物，利用她的情感來拘禁她，逼迫她作玩物，在生存競争上女子之所以占下風全是因為機會不均等……在男女的論戰中，女人永遠是來這麼一套。
當時我忍不住要駁她，倒不是因為我專門喜歡做偏鋒文章，實在是聽厭了這一切。
一九三○年間女學生們人手一冊的《玲珑》雜志就是一面傳授影星美容秘訣一面教導“美”了“容”的女子怎樣嚴密防範男子的進攻，因為男子都是“心存不良”的，談戀愛固然危險，便結婚也危險，因為結婚是戀愛的墳墓……女人這些話我們耳熟能詳，男人的話我們也聽得太多了，無非罵女子十惡不赦，罄竹難書，惟為民族生存計，不能趕盡殺絕。
兩方面各執一詞，表面上看來未嘗不是公有公理，婆有婆理。
女人的确是小性兒，嬌情，作僞，眼光如豆，狐媚子，（正經女人雖然痛恨蕩婦，其實若有機會扮個妖婦的角色的話，沒有一個不躍躍欲試的。
）聰明的女人對于這些批評并不加辯護，可是返本歸原，歸罪于男子。
在上古時代，女人因為體力不濟，屈服在男子的拳頭下，幾千年來始終受支配，因為适應環境，養成了所謂妾婦之道。
女子的劣根性是男子一手造成的，男子還抱怨些什麼呢？
女人的缺點全是環境所緻，然則近代和男子一般受了高等教育的女人何以常常使人失望，像她的祖母一樣地多心，鬧别扭呢？當然，幾千年的積習，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改掉的，隻消假以時日……
可是把一切都怪在男子身上，也不是徹底的答複，似乎有不負責任的嫌疑。
“不負責”也是男子久慣加在女人身上的一個形容詞。
《貓》的作者說：有一位名高望重的教授曾經告訴我一打的理由，為什麼我不應當把女人看得太嚴重。
這一直使我煩惱着，因為她們總把自己看得很嚴重，最恨人家把她們當做甜密的，不負責任的小東西。
假如像這位教授說的，不應當把她們看得太嚴重，而她們自己又不甘心做“甜蜜的，不負責任的東西”，那到底該怎樣呢？她們要人家把她們看得很嚴重，但是她們做下點嚴重的錯事的時候，她們又希望你說：“她不過是個不負責任的小東西”。
女人當初之所以被征服，成為父系宗法社會的奴隸，是因為體力比不上男子。
但是男子的體力也比不上豺狼虎豹，何以在物競天擇的過程中不曾為禽獸所屈服呢？可見得單怪别人是不行的。
名小說家愛爾德斯·郝胥黎在《針鋒相對》一書中說：“是何等樣人，就會遇見何等樣事。
”《針鋒相對》裡面寫一個年輕妻子瑪格麗，她是一個讨打的，天生的可憐人。
她丈夫本是一個相當馴良的丈夫，然而到底不得不辜負了她，和一個交際花發生了關系。
瑪格麗終于成為呼天搶地的傷心人。
誠然，社會的進展是大得不可思議的，非個人所能控制，身當其沖者根本不知其所以然。
但是追溯到某一階段，總免不了有些主動的成份在内。
像目前世界大局，人類逐步進化到競争劇烈的機械化商業文明，造成了非打不可的局面，雖然奔走呼号鬧着“不要打，打不得”，也還是惶惑地一個個被牽進去了。
的确是沒有法子，但也不能說是不怪人類自己。
有人說，男子統治世界，成績很糟，不如讓位給女人，準可以一新耳目。
這話乍聽很像是病急亂投醫。
如果是君主政治，武則天是個英主，唐太宗也是個英主，碰上個把好皇帝，不拘男女，一樣天下太平。
君主政治的毛病就在好皇帝太難得。
若是民主政治呢，大多數的女人的自治能力水準較男子更低。
而且國際間鬧是非，本來就有點像老媽子吵架，再換了貨真價實的女人，更是不堪設想。
叫女子來治國平天下，雖然是“做戲無法，請個菩薩”，這荒唐的建議卻也有它的科學上的根據。
曾經有人預言，這一次世界大戰如果摧毀我們的文明到不能恢複原狀的地步，下一期的新生的文化将要着落在黑種人身上，因為黃白種人在過去已經各有建樹，惟有黑種人天真未鑿，精力未耗，未來的大時代裡恐怕要輪到他們來做主角。
說這樣話的，并非故作驚人之論。
高度的文明，高度的訓練與壓抑，的确足以斫傷元氣。
女人常常被斥為野蠻，原始性。
人類馴服了飛禽走獸，獨獨不能徹底馴服女人。
幾千年來女人始終處于教化之外，焉知她們不在那裡培養元氣，徐圖大舉？
女權社會有一樣好處——女人比男人較富于擇偶的常識，這一點雖然不是什麼高深的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