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心武的“揭秘”客觀上确實起了一種推動作用，讓更多的人去關注《紅樓夢》。
但是，如果老百姓是因為劉心武這種探佚、索隐而去讀《紅樓夢》的話，他們在有意無意之間也會把探佚、索隐作為閱讀《紅樓夢》的興趣，甚至去鑽牛角尖。
《紅樓夢》在結構、人物、環境等方面的描寫存在着諸多漏洞，如果把這些漏洞都認為是深藏玄機，然後到曆史文獻中去尋找答案，其結果隻能是“強行作合”，為這些漏洞編造出一個又一個神秘動聽的曆史故事，以迎合“大衆”的獵奇、窺隐的心理。
劉心武當然有自由以自己的方式解讀《紅樓夢》，但長期以來，央視在中國觀衆的心目中有一種權威性，在傳播知識這一方面也有一種可信性。
央視當然也有權利選擇開講《紅樓夢》的紅學家，但選擇了劉心武，其必然的結果就是在今後觀衆的心目中，也就培養出一種“姑妄聽之”的心理。
我想，這是央視在為收視率飙升而竊喜的同時所應該擔憂的。
《紅樓夢》不存在普及問題
記者：如今學院紅學研究給人的印象是非常瑣碎，毫無意義，讓人望而卻步，一些人甚至把《紅樓夢》妖魔化了，發展成一種與原著本身無關的學術玄學與文字遊戲。
至少劉心武的揭秘對于要普及的《紅樓夢》還是起到非常積極的作用。
何況，用學術研究來普及《紅樓夢》，是不是有點曲高和寡了，反而不利于普及？
陳維昭：曆來人們對紅學史的發展有一種非常普遍的、占主導地位的判斷，即認為紅學史經曆了從“舊紅學”到“新紅學”再到“小說批評”這樣一種過程。
這種看法其實是非常膚淺的，是不符合紅學史的實際的。
我們應該看到“舊紅學”與“新紅學”的深刻的内在聯系。
如果我們看到了這種聯系，我們就可以捕捉到“劉心武現象”的文化淵源。
我在《紅學通史》中有一個基本的判斷：胡适的“新紅學”的基本構成是“實證與實錄合一”，這一判斷可以幫助我們解決一系列紅學史上的重大問題。
“新紅學”采用了實證的方法，這是它的科學合理的一面，但是“新紅學”的實錄觀念則與索隐派紅學一樣，旨在還原《紅樓夢》中的曆史本事，這樣的觀念是有悖于科學精神的。
但這一觀念卻在紅學史上獲得了強盛的生命力，從曹雪芹時代的脂硯齋，到高鹗時代的周春，再到20世紀的王夢阮、蔡元培、鄧狂言、胡适、顧颉剛、俞平伯、周汝昌，再到80年代以後的霍國玲，乃至于目下的劉心武，他們都是這股“實錄洪流”中的一朵浪花。
這一朵朵的浪花，每一次出現，幾乎都吸引了當時讀書界的主要視聽。
我曾說過，與索隐紅學相比，“新紅學中存在着一種更加潛在、更加隐蔽、更加危險的索隐。
這種索隐與科學精神、與文學性立場是背道而馳的，但它卻往往以“科學”的面目出現，并在當今的紅學界大行其道。
”實錄觀念在《紅樓夢》研究上的展開，必然要走向“妖魔化”、“玄學化”、“遊戲化”，不管是索隐紅學、還是新紅學、還是當今的劉心武，都是絕好的例證。
所以對于“劉心武現象”，我們所要做的不是去對它進行“意識形态化讨伐”，而是應該對“新紅學”、對實錄觀念的非科學的一面進行澄清。
從這個角度看，把當今的紅學分為“學院派”與“民間派”，這樣的區分是不得要領的。
現在不少人把劉心武當成是“民間紅學”的代言人，實際上，劉心武的實錄觀念與學院派的“新紅學派”的實錄觀念是同出一轍的。
最近不少以“科學的”、“學院的”、“學術的”姿态出現對劉心武進行口誅筆伐的學者，他們本身的研究就與劉心武一樣是建立在“實錄”信仰之上的，他們與劉心武一起，正在唱雙簧。
至于《紅樓夢》的普及問題，這其實是一個“僞問題”。
《紅樓夢》是一部小說，每一個讀者都可以按自己的興趣去閱讀它，在《紅樓夢》的閱讀上是不存在“普及”問題的。
來源：《新民周刊》（2005年11月0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