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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玉明說，但那是“五四”以後咱們把有學問的老師無論男女都可稱為先生，但在“五四”之前，哪一部著作稱女士為先生了呢？
作為紅樓夢學會的負責人之一，孫玉明總能接觸到各種各樣的關于紅學的奇談怪論，他記得“幾年前霍國玲姐弟《紅樓解夢》影響很大，又到北大舉行講座。
他們的觀點是《紅樓夢》中隐去的曆史是曹雪芹與林黛玉的原型竺香玉的戀愛，而他們合謀殺死了雍正皇帝……近年來，有關《紅樓夢》的言論顯得更加五花八門了，你不反駁，許多人都會對紅樓夢學會提出意見……”
史學研究要靠證據
在《藝術評論》雜志上發言的還有中國第一曆史檔案館的研究員、著名紅學家張書才。
他專門從事清史的研究，這為他的紅學研究提供了深厚的曆史基礎，另外他在曆史檔案館也可以看到很多其他研究者無法接觸到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寫出了許多關于曹雪芹及其家族考辨的書和文章（《曹雪芹旗籍考辨》、《再談曹頫獲罪之原因暨曹家之旗籍》、《新發現的曹雪芹家世檔案史料初探》）等。
他從曹雪芹身處的曆史背景和曹雪芹家族的經曆來入手，對新索隐派規勸道：“史學不是靠‘悟’，而是證據”。
《劉心武揭秘紅樓夢》一書中為了證明秦可卿是太子之女，弘皙之妹，便從康熙第一次廢太子胤秖講起，把康、雍、乾三朝的這段曆史都拉扯上。
可是講來講去，都與秦可卿是太子之女沒有關系，所以是有果沒因。
對此，張書才說：太子間的争奪完全是宗室的内部問題，曹家不可能卷入這個案子。
根據宮廷裡的建制，曹家作為内務府的人不可能到親王府裡做事的。
把曹家說成是“太子黨”乃無稽之談。
而“新索隐派”的邏輯混亂就在于，他們把曹家想當然地跟“弘皙謀逆”扯上關系，然後說秦可卿的原型就是弘皙之妹，也就是廢太子之女，是為了政治避難進了曹府成了童養媳。
太子之女可能去到包衣奴才家當童養媳嗎？這首先在道理上就說不通。
那麼從曆史材料的角度來看，清代的皇室宗譜是記兒不記女的，又有什麼确切的證據說明太子有這麼一個女兒呢？所以這一層一層的邏輯在劉心武那裡都是不對的。
說到秦可卿和賈珍的非正常關系，劉心武說隻要有真情就可以超越倫理。
張書才認為，小說創作可以自由發揮這樣來寫，但史學研究怎麼能是這樣的态度呢？這個表面看似具有人文精神的言論，恰恰缺乏人文精神。
“新索隐派邏輯的混亂還體現在，曹雪芹是雍正二年出生，雍正六年曹家出事被抄，他認為曹雪芹尚小，為了讓他經曆過風華雪月和繁華富貴，就制造出二次抄家的說法。
這在曆史研究中實在是沒有道理可講。
”
在這期《藝術評論》猛烈抨擊劉心武的還有前些時候與劉心武交過手的著名學者吳祚來，他曾在一家網站上發表網文《從劉心武包二奶看知識分子的堕落》，批評劉心武把紅學變成包二奶一樣病态的精神寄托方式。
此文一發，海内外近百家網絡、報刊紛紛關注、轉載，新浪網為此開設了專題予以讨論。
吳祚來将劉心武把秦可卿個案研究升格為“秦學”，譏之為“紅外學”。
他寫道，“中國文化學術體系中又多了一門學科。
遺憾的是，劉心武的研究重點不是藝術人物形象，而是藝術人物的曆史身世！這種研究方式或可運用在劉心武《班主任》中，把重點放在‘班主任’是誰的後人這一問題上，這無疑是泛化研究領域，對藝術學研究來說是南轅北轍，将紅學研究引入歧途。
”
總之，學者們遺憾地看到劉心武的紅學在社會上所引起的轟動，認為為了轟動而不顧學術規範，太不可取了。
來源：《大河報》（2005年10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