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于“胡風丢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
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
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着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
關于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象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
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
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
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走過去提醒他。
後來儀式完畢，覆蓋着“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衆像潮水似的散去。
我再看見胡風，他着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
他并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
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丢了錢，大家應當支持他。
”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葬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
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殡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殡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
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并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并無什麼組織關系。
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隻好向胡風發些牢騷。
我們也了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
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于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
詳細内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
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内，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徙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槍。
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在呼口号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風并不反對這個意見。
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發傳單。
這句話被胡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衆。
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裡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禮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
通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
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①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
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内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并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
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隻讀過他在《文學》雜志上發表的作家論。
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論文批評《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隻是說明我并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
我對他并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
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
但是我們之間并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
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
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隻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
胡風卻是一積極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