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最近我在《文學報》上看到一篇關于“胡風丢錢、巴金資助”的短文,這是根據胡風同志過去在獄中寫的回憶材料寫成的。
幾年前梅志同志給我看那篇材料時,我在材料上加了一條說明事實的注。
胡風逝世已經半年,可是我的腦子裡還保留着那個生龍活虎的文藝戰士的形象。
關于胡風,我一直想寫點什麼,已經有好幾年了,好象有什麼東西堵住我的胸口,不吐出來,總感覺到透不過氣。
但拿起筆我又不知道話從哪裡說起。
于是我想到了五十年前發生的那件事情,那麼就從那裡開頭,先給我那條簡短的注作一點補充吧。
那天我們都在萬國公墓參加魯迅先生的葬禮,墓穴周圍有一個人圈,我立在胡風的對面,他的舉動我看得很清楚。
在葬禮進行的中間,我看見有人向胡風要錢,他掏出來一包鈔票,然後又放回衣袋裡去,他四周都是人,我有點替他擔心,但又無法走過去提醒他。
後來儀式完畢,覆蓋着“民族魂”旗幟的靈柩在墓穴中消失,群衆像潮水似的散去。
我再看見胡風,他着急地在陰暗中尋找什麼東西,他那包鈔票果然給人扒去了。
他并沒有向我提借錢的話。
我知道情況以後就對當時也在場的吳朗西說:“胡風替公家辦事丢了錢,大家應當支持他。
”吳朗西同意,第二天就把錢給他送去了,算是文化生活出版社預支的稿費。
我說“公家”,因為當時我們都為魯迅先生葬禮工作,胡風是由蔡元培、宋慶齡等十三人組成的治喪委員會的一個成員,我和靳以、黃源、蕭軍、黎烈文都是“治喪辦事處”的人,像這樣的“臨時辦事人員”大約有二十八九個,不過分工不同。
我同靳以、黃源、蕭軍幾個人十月十九日跟着魯迅先生遺體到膠州路萬國殡儀館,一直到二十二日下午先生靈柩給送到萬國公墓下葬,一連三天都在殡儀館料理各樣事情,早去晚歸,見事就做。
胡風是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因此他是我們的領導,治喪委員會有什麼決定和安排,也都由他傳達。
不過那個時候我們并不十分聽領導的話,我們都是為了向魯迅先生表示敬意主動地到這裡來工作的,并無什麼組織關系。
我們各有各的想法,對有些安排多少有點意見,可是我們又見不到治喪會的其他成員,隻好向胡風發些牢騷。
我們也了解胡風的處境,他一方面要貫徹治喪會的決定,一方面又要說服我們這些“臨時辦事人員”。
其實我們這些人也沒有多少意見,好像關于下面兩件事我們講過話:一是治喪費,二是送葬行列的秩序。
詳細内容我已經記不起了,因為後來我們弄清楚了就沒有話講了。
不過第二件事,我還有一點印象:當時柩車經過的路線在“公共租界”區域内,兩邊有騎馬的印度巡捕和徙步的巡捕,全都挂着槍。
柩車到了虹橋路,巡邏的便是穿黑制服打白裹腿的中國警察,他們的步槍也全裝上了刺刀,形勢有些緊張,我們怕有人搗亂,引起糾紛,主張在呼口号散發傳單方面要多加注意,胡風并不反對這個意見。
我記得二十二日柩車出發前,他在廊上同什麼人講話,我走過他跟前,他還對我說要注意維持秩序,不要讓人亂發傳單。
這句話被胡子嬰聽見了,可能她當時在場,後來在總結會上她向胡風提了意見,說是不相信群衆。
總結會是治喪會在八仙橋青年會裡召開的,人到得不少,也輪不到我講話,胡風沒有替自己辯護,反正先生的葬禮已經莊嚴地、平平安安地結束了。
通過這一次的“共事”,他給我留下這樣一個印象:任勞任怨,顧大局。
這是一九三六年的事。
我認識胡風大約在這一年或者前一年年底,有一天下午我到環龍路①去找黃源,他不在家,胡風也去看他,我們在門口遇見了,就交談起來。
胡風約我到附近一家小店喝杯咖啡,我們坐了一陣,談話内容我記不起來了,無非講一些文藝界的情況,并沒有談文藝理論、文學評論方面的問題,因為我從未注意這些問題。
說實話,連胡風的文章我也讀得不多,似乎就隻讀過他在《文學》雜志上發表的作家論。
此外一九三二年他用“谷非”的筆名寫過論文批評《現代》月刊上的幾篇小說,也談到我的中篇《海的夢》,我發表過答辯文章,但也隻是說明我并非他所說的“第三種人”,我有自己的見解而已。
我對他并無反感,他在一九二五年就給我留下了好的印象,他是我在南京東南大學附中的同學,我比他高兩班,但我們在同一個課堂裡聽過一位老師講世界史。
在學校裡,他是一個活動分子,在校刊上發表過文章,有點名氣,所以我記得他叫張光人。
但是我們之間并無交往,他甚至不知道我的名字。
一九二五年我畢業離校前,在上海發生了五卅事件,我參加了當時南京學生的救國運動。
不過我不是活躍分子,我就隻有在中篇小說《死去的太陽》中寫的那麼一點點經驗。
胡風卻是一積極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