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地向前揮舞着。
會場十分肅靜。
他講的這個材料，便是我寫的《來自一個窮隊的報告》，當時作為内參，印發給了每個與會同志。
縣委擴大會對這個材料産生了強烈反響；有震驚的、有懷疑的、有同情的，也有麻木的。
有的建議把與會人員領到這個隊去實地參觀考察。
于是，縣委組織了幾輛汽車，30多名幹部浩浩蕩蕩地來到了這個小隊。
有很多社員說，他們是第一次見到這麼多“大幹部”來到他們家裡，他們很多感動得流了熱淚。
當征求他們的意見時，他們幾乎全部表态，如果把地包給他們，吃飯問題，治病問題等等，他們都可以自己解決。
有的還說，如果把地包給我，我不但能解決自己的問題，還可以幫助别人，甚至還可以交點公糧，給國家作貢獻哩！聽到這些話，好幾位書記、縣長都感動得流淚了。
參觀回縣城後，縣委擴大會議的中心議題是：面對農村的這個實際問題怎麼辦？經過反複磋商，縣委作出一個決定：在三靠隊（吃糧靠返銷，花錢靠救濟、生産靠貸款）實行大包幹責任制。
1980年5月初，于田縣委政府立即行動，派出了大批幹部到各公社的大隊，宣傳、落實縣委常委擴大會決定，在三靠隊實行大包幹，所謂大包幹的含義是：按人口和勞力承包一定的土地，生産所得，除了上交農業稅和提留外，剩下的全歸農戶。
這一決定像春風一樣，很快吹遍全縣的各個角落。
農民對這一決定理解很快，他們把它簡化為：除了上交的，剩下全是自己的。
又形象又好記。
三靠隊的農民樂開了花，很快得到了落實。
全縣共有844個生産隊，實行大包幹的有275個，占到了32.5%。
實行大包幹後，社員的勞動熱情就像是啟開了閘門的急流，洶湧澎湃、勢不可擋。
如蘭幹鄉25個長期吃返銷糧的生産隊，1979年吃返銷糧21萬公斤，1980年大包幹後，這25個隊糧食總産達90.15萬公斤，比1979年增47.85萬公斤，增113%。
秋收時節，我們在這裡作調查，社員争着請我們吃羊肉拉面。
這些事實，使得于田縣的領導下定了決心。
全縣從1980年冬播開始，全縣全面推行大包幹制。
農民喜氣洋洋，奔走相告，從9月底開始，廣大農村自動形成了一個生産熱潮。
1981年，于田縣獲得有史以來的大豐收，全縣糧食總産4102萬公斤，比1979年增796萬公斤，增産24.1%。
市場是最有說服力的。
多年以來，市場見不到一點糧食，81年冬，于田農貿市場玉米價格低到一斤一角錢，說明農民家裡确實有餘糧了。
農民有了餘糧就熱心請客，做抓飯、做拉面、做烤包子、烤全羊，就像過年一樣熱熱鬧鬧，慶祝豐收，慶祝農村改革的成功。
但誰也沒有想到，1982年的秋初，自治區的一個廳級單位發來了一份簡報，醒目的标題是：實行大包幹以後十個怎麼辦？從發文的單位，語言的硬度來看，都是很有來頭的。
提出十個怎麼辦其實是一個怎麼辦，即集體财産受到破壞怎麼辦？當時，于田是全疆最早一個縣實行大包幹的。
因此，對這份簡報有特殊的敏感，有人散布“大包幹”就是毛主席當年反對的“三自一包”，是個路線的大問題。
有的基層幹部就準備把承包給農民的土地收回來。
農民也似乎聽到了什麼風聲，有的農民把肥料藏在自己挖的坑裡，不敢往地裡上，怕以後把土地收回去。
我感到問題的嚴重。
于是把這裡發生的情況和自己的看法給新疆日報總編寫了一封長信。
新疆日報很快以農牧組的名義給我回了信，并要我很快寫一篇反映大包幹之後農村新情況的文章。
我馬上下鄉，走訪了幾個公社，發覺廣大農民确實是多年以來沒有這樣高興過，糧食的大幅度增産，生活水平的提高，精神面貌大為改觀，有個農民很風趣的對我說：“老婆也長得比以前漂亮了！”我十分興奮地寫了《實行大包幹之後》的調查散記，寄到新疆日報，很快，新疆日報以顯著的位置于82年11月7日發表了。
輿論的支持，使縣委下定了決心，召開了專門會議，下發了穩定大包幹責任制的紅頭文件。
1982年全縣糧食總産達4863萬公斤，又創新高，比1979年增1557萬公斤，增産47.1%，而且經濟作物也有大幅度的增長，如棉花總産達92.45萬公斤，比79年增53.8萬公斤，增長139%。
農村經濟開始活躍了。
1982年是于田縣農村改革的第三年，僅僅三年的時間，這個隻有14萬人口的小縣，糧食增産1557萬公斤，平均每人增産糧食111公斤，即222市斤，相當于幹部7個多月的口糧（當時幹部口糧定量是每月28斤）。
這樣短的時間，取得了這樣大的成效，震驚中外，三十多年來，一直有人懷疑這個實實在在的現象是否真實。
我記得當時就有人懷疑農民是否有虛報産量的現象，并親自到農戶去将糧食過秤抽查，結果證明屬實無誤，才不得不佩服這場改革的成功。
但時至今日，已是近30年的事了，仍然有人用西方新制度主義經濟理論懷疑這場改革，認為勞動力的解放不可能産生這樣大的威力，認為增産主要是技術上的原因（見《讀書》2008年第二期《中國鄉村與鄉村中國》）。
我認為這是對當時我國農村的特殊情況了解不深所緻。
當年實行“大包幹”後，農民所暴發出來的那種積極性真是難以形容的，如科克亞公社有個社員叫艾沙卡拉，是個老實巴腳的農民，包給他的地是22畝荒灘，承包時定畝産小麥50公斤，經過他一家兩年來的改造，他們利用沖泥淤地，增施羊糞，小麥畝産達100多公斤，比定産翻了一番多。
他們耕種的技術和方法，和三年前比并無多大變化，主要是在“大包幹”後，加強了責任心，注意到了精耕細作，為了提高勞動效力，他們購買了一輛毛驢車。
這些措施，都是勞動力的解放所産生的結果。
當時，我們在農村調查，這類事例随處可見。
過去地裡雜草叢生，這時田邊地角都種上農作物了。
過去采訪時找農民談話，他們會趁機休息，慢吞吞的和你拉家常；這時，他們都怕浪費時間，三言兩語便背上農具下地了，這種個體勞動力的解放怎麼不産生具大的威力呢。
1983年元月2日，黨中央的第一個文件便是印發《當前農村經濟政策的若幹問題》。
這個文件充分肯定了各種形式的聯産承包責任制，其中也包括大包幹責任制。
因此，于田縣的工作也得到了自治區的肯定。
農村改革的成功，解決了長期以來困擾着人們的“溫飽問題”，為以後的全面改革打下了基礎。
通過這幾年農村改革的調查，使我深深的認識到，勞動力的解放是調動勞動積極性的最大因素。
還使我深深的認識到實踐是高于理論的。
再偉大的理論也是低于實踐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标準。
通過這幾年的農村改革，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