們印象中的她的那些“短處”，隻不過是當愛情的痛苦正在深深地折磨着她的時候的表現——否則，那樣一種不近人情“怪物”式的病美人林黛玉，還有什麼可愛？還有什麼可以令寶玉生死以之的可能呢？
越是才能平常的小說家，卻越是惟恐讀者“低能”、看不清他的文章，因而竭力要表示他那一點意思：寫喜，就眉開眼笑，說悲，就鼻涕眼淚；情節稍有隐曲，馬上就“看官不知，原來如何如何”，就要“書中代表（代為說破的意思）”。
總之，他隻有那一個浮淺面，還怕讀者不懂，一切可用的形容詞，也都成了廉價的“描寫”法寶。
于是，那文章便成為簡單寡味、一目了然的東西，就絕不會是能使人心遊意賞、流連往複的具有魅力和美感的偉大藝術品了。
那原因，就是它不但在思想内容方面，就是在文筆方面也缺少了厚度和深度。
要欣賞《紅樓夢》，我想上舉的這種地方就不該粗心大意、囫囵吞咽。
當然，如果超越文學作品的範圍，要處處作穿鑿附會的“索隐”式的“搜奇”工作，那就是另一性質的問題，也就不再是我們所說的“欣賞”的意義了。
一架高性能的“攝像機”
攝影術的發達與流行，大約是19世紀後期的事，雪芹是18世紀早期的人，哪裡談得上攝影錄像之類的手段？然而說也奇怪，在他手中，真好像有一架高性能的攝影機，拍下了無數的“相片”和鏡頭，并且能夠“剪接”組織，成為一部“片子”，有靜有動，有遠有近，有全景有“特寫”……他似乎早就懂得“拍”的、“攝”的、“錄”的事情和本領。
任何“打比方”、“做譬喻”的修辭法，都是帶有缺陷的，因作比的雙方隻能有一兩點、某部分相似可構成比照，而永遠不會是全部能“入比”。
我把雪芹的筆法比為拍照錄像，不過是一個“善巧方便”的辦法，所以在這兒不必過于拘泥，一味死講。
我打的這個比方，是1981年在濟南舉行全國“紅學”會議時首次提出的。
那時候，或在此以前，是沒有人敢多談《紅樓夢》的藝術特色的（因為那時的規矩是，一談藝術，仿佛就等于是忽視輕視了文學的“思想性”了，是錯誤而該批判的）。
我在會議上提出了這個譬喻，大家覺得“聞所未聞”，很感興趣。
但我打這比方的目的，隻不過是要說明一個藝術問題，姑名之曰“多角度”。
在中國傳統小說中，寫人物時，多是“正筆”法，罕見“側鋒”法。
所謂“正筆”，就是作者所取的“角度”，是正對着人物去看去寫。
譬如照相，他是手執相機，正面對着人物去拍的，而不大會來取别的角度。
而雪芹則不然。
中國繪畫藝術，講究“三遠”，即：平遠、高遠、深遠。
這就相當于“角度”和“透視”的道理，但又與西洋的透視學不同。
後者總是以一個固定的“立足點”為本，而還要尋求科學的“焦距”，然後方能展示全畫面。
中國則不然，是采用“分散立足點與焦點”的特殊表現法則，這在山水畫中最為明顯。
“平遠”與“高遠”，角度有了差别了，但“正筆”是不變的，它無法“轉動”——做不到像蘇東坡說的“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
雪芹對此，深有所悟，他在小說人物的寫法上，創造出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多點”、“多角”的筆法。
但是雪芹的悟，又在于善從悟中得“翻”法：東坡是強調，觀察的角度不同，遂成各異，而非真面；雪芹則由此悟出，正因“多角”，合起來方更能得到那對象的全部真貌。
“多角”不是為求異，而是歸同，這是極重要的一點。
我拿拍照攝像來比喻，首先是為了說明這個要點。
手執相機的人，他可以從高低遠近和俯仰斜正種種的角度距離去取影。
今天的人，對此當然覺得無甚稀奇，但在清代乾隆初期的雪芹來說，他如何能悟到這個妙理妙法？非特異天才奇迹而何？豈不令人稱奇道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