率性任情，故有“狂癡”之罪名；但他最講道理，故最能體貼他人——此即“理”也。
比如，他心憐平兒，欲稍盡心意，卻知她是兄長房中之人，亦嫂級等次也，便不能忘理而任情。
比如她在嫂嫂鳳姐生日那日，因情而私出城外，為盡一禮，然又服膺書童茗煙之言，盡禮之後，還須即速回家，以慰祖母，以賀賢嫂——此又非“理”而何哉？
舉一可以反三，書中類此者，在在昭然，無俟枚舉。
是故，雪芹未嘗将“情”、“理”絕對化起來，敵對起來，勢不兩立起來。
說《紅樓》是一部“反理教”的書，豈其然耶？
孔孟等聖賢，出于治國安民的好心，把“情”倫理道德化了。
雪芹則是：在倫理、社會關系上，承認“理”是适可而必要的；而在獨處自便之境中，即将“情”詩化起來，藝術化起來。
兩者并不構成絕對矛盾沖突，甚且有時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情，即“天”是也。
理，即“人”是也。
情與理諧，是即“天人合一”的大道理——亦即中華文化的最大特色與精髓所在。
我的“思想方法”頗與雪芹有相近相通之處。
是以我說我不喜歡把事理人情割裂兩截，制造人為的對立的那種識見主張。
我們中華人至今日常生活用語從未廢棄“情理”一詞，相反，一直尊奉運用。
寶玉不樂于高冠禮服地賀喜吊喪的純“表演性”俗禮，是因其中已失真情，而絕不可以舉此以為“反理”之證。
寶玉不喜功名祿位，也隻因其間隻有官氣，而無真情——他特重者是一個“真”字。
性真情真，待人以真，對事以真……是以十分感慨于“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俗世僞裝，是作奸取巧，利己害人。
我尊重雪芹，喜愛《紅樓》，全在于此。
什麼“愛情悲劇”，什麼“婚姻不自由”，還有“反封建”“叛逆者”等等識見，那是另一回事，與在下的“思路與想法”，關系就很小了。
詩曰：
後賢難議議前賢，“情”“理”相逢仇對煎。
細究中華文化史，天人合一否耶然？
“情榜”
在雪芹已寫出的書稿中，原有一張“情榜”，應是全書的結束——這是明清小說的一種傳統形式（如《封神演義》有封神榜，《水浒傳》有忠義榜，《儒林外史》有幽榜，《鏡花緣》有女科金榜）。
這個“榜”之存在，有何根據？曰：有脂硯之批為證。
一次是說估量正、副钗等的名姓、數目；又一次是說寶玉雖曆經各種“警教”、“覺悟”，而終不能跳出“情榜”。
這就不是單文孤證，不是想像之詞。
“情榜”者，列出了全體諸钗名單，每個人名下給予一個“考語”（相當于今之“總結鑒定”），上字一律是“情”，下字配以各人的“特征”。
黛玉是“情情”，金钏是“情烈”，晴雯是“情屈”……極少幾個略可推知，大部分已無從臆拟。
最奇者，寶玉非“钗”，卻為群钗之“貫”（或作“冠”），所以倒能高居榜首。
其他“濁物”，另有“男榜”，不相混雜。
此外還有“外榜”，大約是張金哥、周瑞女兒、劉姥姥之外孫女青兒、蔔世仁女兒銀姐兒、倪二之女兒、農女二丫頭、襲人之姨姊妹等等與賈府并無直接往來、居住關系的女兒們。
男榜、外榜，也許都是十二名？不敢說一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