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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卿二人，意性朗悟，學必得之，甯當不為乎？宜急讀孫子、六韬、左傳、國語及三史。
孔子言‘終日不食，終夜不寝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
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
卿何獨不自勉勖邪？”蒙始就學，笃志不倦，其所覽見，舊儒不勝。
經過一番努力，呂蒙有了相當不錯的成績，魯肅稱贊他說：“士别三日，當刮目相看”。
應該說呂蒙能取得日後的成就，孫權的栽培和獨到的眼光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孫權委任江東三督，對周瑜大度，對魯肅寬容，對呂蒙培養，這三個人撐起了孫吳的前半段，抗擊強敵、開疆拓土。
也可以說正是孫權的慧眼識珠和虛懷若谷，為吳國打下了堅實根基。
難怪曹操會說：“生子當如孫仲謀”。
二、江東豪強
從孫策平江東開始，孫氏與江東大士族的鬥争就沒有停止過。
兩漢以來，封建的地域性差别導緻江北士族對江南士族的輕視：
比如諸葛亮稱贊殷禮時說:“不意東吳菰蘆中乃有奇偉如此人”，就說明中原士大夫對江東士人的評價是偏低的。
而在江東，當地的豪門對江北南來的士們不是很歡迎。
孫氏在江東立國，前期主要是依靠北來的士族，而且孫氏本身也是出身寒微，所以在對待江東當地豪強的問題上，孫氏必須有一個明智的手段，否則孫吳政權很難在江東立足。
解決這一問題的主要人物就是孫權。
雖然孫策也拉攏并鎮壓了一部分江東豪強，但他的英年早逝注定這個任務最終要由孫權來完成。
其實後期江南士族并不排斥孫氏政權。
前期孫氏立國不穩，曹操平荊州時張昭等江東人世之所以主張投降，正是因為他們對孫氏還沒有信心。
投降曹操可以為自己換來仕途，這對于江東人士來講是難得的，或者說這是一個可以讓他們融入江北士族，并拉近與江北士族差距的一個大好時機，而随着孫吳政權的鞏固，江東豪強看到孫氏同樣可以提供給他們進仕的機會，那麼他們就很樂意輔佐孫氏鼎足江東。
這一切的實施者正是孫權，前期他雖然重用江北南來士家穩固統治，但他并沒有得罪江東本地豪強，比如，他對張昭的态度，雖然兩者經常在意見上有矛盾，但是孫權仍然十分尊重張昭的意見，并始終把他當成内閣首輔。
這正是孫權用人手段的高明之處。
另外，對于顧、陸、朱等江東大家族，孫權同樣采取重用和聯姻的手段。
雖然孫權很推崇曹操的“打擊豪強”政策，但是在穩固政權的前提下，我認為他還是以拉攏為主的。
可以說在孫權當政的幾十年中，基本解決了江東豪強與孫氏政權以及江北南來士族的矛盾，使江東各派勢力很好的融為了一體，這也正是東吳是三國中立國時間最長的一國的主要原因。
孫權當之無愧的是吳國的奠基人。
難怪毛澤東會說出：“天下英雄誰敵手，曹劉。
當今惜無孫仲謀”的詞句。
三、舉賢任能
陸凱稱孫權用人：“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闾,效之于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
”。
陸機《辨亡論》又稱：“拔呂蒙于戎行,識潘浚于系虜”，其實這些都是比較公允的評價。
潘璋、丁奉、谷利、丁覽、阚澤、步骘、陳武等都出身微賤，但他們都受到孫權賞識和提拔。
而在對降将潘濬的任用上，孫權甚至超越了劉備。
當時荊州降将，尚有郝普、麋芳等人，而孫權獨重用潘濬是有原因的，《江表傳》記載：“權克荊州，将吏悉皆歸附，而濬獨稱疾不見。
權遺人以床就家輿緻之。
濬伏面著床席不起，涕泣交橫，哀咽不能自勝。
權慰勞與語，……使親近以手巾拭其面。
濬下地拜謝，即以為治中，荊州諸軍事一以谘之。
”
《江表傳》同時記載：“時濬姨兄零陵蔣琬為蜀大将軍，或有間濬於武陵太守衛旌者，雲濬遣密使與琬相聞，欲有自讬之計。
旌以啟權，權曰：‘承明不為此也。
’即封旌表以示於濬，而召旌還，免官。
”
可見孫權在識人和用人上的手段确實足以為君主高水平。
孫權曾令濬“率衆五萬讨武陵蠻夷”，說明孫權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
而後來潘濬能與陸遜同掌荊州事，甚至在吳立傳，不能不說是孫權識人用人的結果。
孫權在用人上很寬容和大度：
胡綜“性嗜酒，酒後歡呼極意……搏擊左右。
權愛其才，弗之責也”。
呂範“居處服飾，于時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權悅其忠，不怪其侈”。
孫權曾說：“盡言直谏，所望諸君；拾遺補阙，孤亦望之。
”
《江表傳》記載：權又雲：“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衆之所積也。
夫能以駮緻純，不惟積乎？故能用衆力，則無敵於天下矣；能用衆智，則無畏於聖人矣。
”
說明孫權是善于納谏的君主，俗話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
陸機《辨亡論》稱孫權：
“其求賢如不及，恤民如稚子，接士盡盛德之容，親仁罄丹府之愛。
拔呂蒙於戎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