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成的态度。
其實，以諸葛亮和馬良、馬谡兄弟同為荊楚集團骨幹的關系，平素又稱兄道弟的親密程度，倘若他真的是出于執法需要而無奈斬殺馬谡，那應該對勸阻他殺馬谡的人心懷感激才對，但事實上他對勸阻他殺馬谡的人不但不感激，甚至可以說很厭惡，并不惜進行行政處罰：
“馬谡在前敗績，亮将殺之，邈谏以‘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誅子玉，二世不競’，失亮意，還蜀”
——《三國志》《蜀書》《李邵傳》
這充分說明了他此刻非常需要馬谡去死，不然就不會對勸阻殺馬谡的人厭惡到如此地步。
由此可見他一再堅持要将馬谡處死，而在判決馬谡死刑時卻又“為之流涕”，馬谡死後又“自臨祭，待其遺孤若平生”的态度，絕不僅僅出自與馬氏兄弟的深厚感情，還有着更深層次的政治原因在内，也正是這些原因導緻他非殺馬谡不可，而且還惟恐殺不成。
實際上，真正可以導緻馬谡被處死的罪狀，乃是馬谡畏罪潛逃一事。
但奇怪的是，在諸葛亮請罪自貶的表章中，對此事卻連一個字也沒提起，這也正是諸葛亮的厲害之處。
因為此刻的諸葛亮，需要讓馬谡來承擔起北伐失敗的主要責任，如果馬谡是因為畏罪潛逃而被處死，顯然在北伐失敗的問題上，諸葛亮所要承擔的責任就要更大一些。
這一來對他自己所做的處罰就會顯得輕了很多，不足以平息因此帶來的這場政治危機，因此他才對此一字不提。
而這樣做的結果乃是他成功地依靠馬谡之死，暫時解脫了這次可以危及他本人乃至整個荊楚集團在蜀漢政權中主導地位的危機。
諸葛亮的揮淚斬馬谡，在我看來完全不象一直以來人們稱贊不已的那樣，是表明諸葛亮執法嚴明過于孫武，以及他具有高尚道德品質的例證，相反地如果聯系他縱容、變相支持法正濫殺無辜的事例來看，正好表現了他剛愎自矜而又老于政治手腕，做為一名權臣在政壇上善于翻手為雲覆手雨的一面。
諸葛亮雖然借馬谡的人頭，成功地暫時擺脫了這場軍事和政治上的危機，但是他既沒有取得軍事上的成果，也沒能在政治上進一步穩固自己的地位，更嚴重的是他非但沒有證明自己在軍事上的能力，還給李嚴以及象魏延、吳壹這樣軍中的宿将和在軍事上有着多次成功記錄的對手們，留下了對他軍事能力進行質疑的把柄。
因此他這次北伐的目的全然沒有達到，甚至在政治上還可以說是完全失敗和大大地退了一步。
有鑒于此，無論是出于他對蜀漢政權戰略判斷上得出的需要，還是出于他本人的政治需要，諸葛亮都必須再次開始北伐來擺脫這樣的局面。
北伐雖然是諸葛亮主動發起的，但街亭之敗卻猶如啟動了一輛連他自己也無法使其停止的戰車，使得他不論是否願意，都必須跟着、而不是駕禦着北伐這輛戰車向前沖下去，将他此後的政治生涯和北伐緊緊地捆在了一起，問題的關鍵在于他确實是個出色的禦手，雖然北伐戰車已經停不下來，但是他依然可以操控其方向，因此這使得他在最後還是成功地達到了他人生裡程中最輝煌的頂點。
同年冬天，二次北伐開始，蜀軍圍陳倉，但是由于軍糧耗盡再次無功而返。
次年的建興七年，三次北伐開始，諸葛亮遣大将陳式攻魏之武都、陰平。
魏雍州刺史郭淮率軍迎戰，諸葛亮出建威，郭淮退還，亮取二郡。
至此，後主诏諸葛亮複丞相職。
然而這數次北伐中，依舊不見李嚴等一幹東州和益州集團骨幹人士的蹤影，相信李嚴他們對此肯定是不會沒意見的。
李嚴在諸葛亮北伐期間，也沒有閑着，他積極地策反原蜀漢降将、曹魏的上庸守将孟達，在其中的一封信中曾以這樣的語句來招降孟達：“吾與孔明俱受寄讬，憂深責重，思得良伴”，從這裡可以知道，他一直以來對自己與諸葛亮并列為托孤大臣這一重要的政治地位，是時刻不忘的，也是時刻以此為己任和十分看重的。
但蜀漢前後三次北伐這樣重大的行動，諸葛亮都沒有一絲讓他參與的做法，也是肯定讓他十分不滿的，因此他除了發出前面所說的要将“王郡之巴州”等等表示不滿的信号外，還以另一種方式展開了對諸葛亮一直以來排擠他這一舉動的反擊。
他在一次給諸葛亮的信中“勸亮宜受九錫，進爵稱王”，這和孫權勸曹操稱帝相仿佛，但又很難說清楚他是想把諸葛亮擺上衆所矢的的位置，還是在嘲諷諸葛亮。
總之不管怎麼樣，諸葛亮很清楚李嚴這一舉動絕沒安什麼好心，因此明确表示自己不會上這個當：“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今讨賊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寵齊、晉，坐自貴大，非其義也。
若滅魏斬叡，帝還故居，與諸子并升，雖十命可受，況于九邪！”（13）
不過諸葛亮這話卻有點前後矛盾，前面他說“吾本東方下士，誤用于先帝，位極人臣，祿賜百億”，似乎對目前位極人臣的狀況已經心滿意足，但後來卻話鋒一轉急轉直下。
稱王受九錫，就成了有着自己封“國”的諸侯，乃是那個時代人臣所能達到的颠峰，諸葛亮在回絕了這一不知道是有着什麼居心的建議後，在結尾時又偏偏來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