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将皇帝包括在内，他也都是唯一掌握着蜀漢最強實權的第一人。
諸葛亮當時在蜀漢政權内的威勢，可以從諸葛亮的屬官丞相參軍、犍為太守李邈的奏章中稍見一斑。
諸葛亮死後曾劉禅下令全國素服發哀三日，李邈不以為然地上疏道：“呂祿、霍、禹未必懷反叛之心，孝宣不好為殺臣之君，直以臣懼其偪，主畏其威，故奸萌生。
亮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五大不在邊，臣常危之。
今亮殒沒，蓋宗族得全，西戎靜息，大小為慶。
”
他這話說得非常有趣，諸葛亮在世其間，“臣常危之”，諸葛亮一死，他頓時覺得“宗族得全”，于是一家人“大小為慶”，因此上書勸谏劉禅不必太隆重地要全國都素服發哀三日，結果被劉禅砍了頭。
不過砍頭歸砍頭，他的話卻透露了不少有用的、值得重視的信息。
李邈以霍光等人做比喻，說諸葛亮雖然未必有反叛之心，但是權勢太強，“身杖強兵，狼顧虎視”，以至于“主畏其威，故奸萌生”，這個恐怕正是他掉腦袋的原因，居然說劉禅因為諸葛亮手握重兵而怕了他，導緻國内奸邪萌生，這叫後主劉禅的臉往哪兒擱。
至于說幾句諸葛亮的不是，那還不至于要到摘他腦袋的地步，因為劉禅和諸葛亮之間的關系并不是那麼和諧的。
據載：“亮初亡，所在各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私祭之于道陌上。
言事者或以為可聽立廟于成都者，後主不從。
步兵校尉習隆、中書郎向充等共上表……于是始從之。
（16）”看看，連大臣們聯名上表，要為諸葛亮這個劉禅的“相父”立廟，這劉禅都是再三阻撓，心不甘情不願的，二人的關系從中當可略見一斑。
其次，李邈說諸葛亮一死，他李邈才終于可以“宗族得全”，并且“西戎靜息”，于是“大小為慶”，這說明他對北伐不以為然，是反對的。
從曆史記載來看，象他這樣态度的人，在蜀漢政權大小官吏中，是為數不少的。
例如諸葛亮親自點定的繼任者蔣琬和費祎兩人，對北伐就壓根不感興趣，并且還都一緻地長期壓制要求北伐的姜維，尤其是他的第一任繼任者蔣琬，十數年内一次也沒真正發動過北伐。
所以我們有理由相信李邈的态度，是代表了蜀漢政權内部相當一批數量官吏的想法的。
這從以下的要舉證的兩則資料中，也可以得到佐證，同時我們還可以從這些資料中發現其他一些問題，以及可以知道當時身處社會下層的許多百姓，對諸葛亮的北伐政策也是相當反感的，絕不象一些人所描繪的那樣，是歡呼雀躍衷心擁護的。
《三國志》《蜀書》《呂乂傳》：“丞相諸葛亮連年出軍，調發諸郡，多不相救，乂募取兵五千人詣亮，……蜀郡一都之會，戶口衆多，又亮卒之後，士伍亡命，更相重冒，奸巧非一。
乂到官，為之防禁，開喻勸導，數年之中，漏脫自出者萬馀口。
”
《三國志》《吳書》《薛綜傳》：“孫休時，珝為五宮中郎将，遣至蜀求馬。
及還，休問蜀政得失，對曰：‘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經其野民皆菜色。
臣聞燕雀處堂，子母相樂，自以為安也，突決棟焚，而燕雀怡然不知禍之将及，其是之謂乎！’”
這兩則資料表明，由于諸葛亮連年出兵北伐，兵員不足，遂調各郡兵補充北伐部隊，然而各郡大約是以各種借口為由而拒不發兵，形成了“多不相救”的局面。
而在諸葛亮死後，軍隊中大量士兵和職業兵戶更是紛紛逃亡，做為地方長官的呂乂，數年中僅在一個蜀郡就查出了萬餘名逃避兵役者。
延續至蜀漢後期姜維北伐期間，蜀漢已經出現了“經其野民皆菜色”的景象，可見連年北伐對蜀漢經濟造成的傷害之大，因此百姓們對北伐不支持是比較正常、毫不奇怪的，在任何一個時代，從根本上百姓們總是厭戰和期望和平的。
另外一個問題，乃是諸葛亮作為一個法家思想的秉承者，對申韓之術習之精而用之果，史稱其對官吏“用法峻嚴”，而且大權獨攬，“政事無巨細，鹹決于亮”，“杖二十以上親決”其負面效果就是直接導緻蜀漢朝廷在一旦缺乏了象諸葛亮這樣強勢而又出色的政治人才以後，政治上整個統治機構出現了“主闇而不知其過，臣下容身以求免罪，入其朝不聞正言”一片闇然的局面，經濟上則是“經其野民皆菜色”，對這樣的後果，諸葛亮這個蜀漢政權實際統治者、所有既定方針的制定者，應該負上不可推卸的責任。
我們必須承認，諸葛亮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他對蜀漢皇朝的忠誠令人感歎，然而作為一個周旋于政治、軍事舞台上的政客和權臣，他同時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這個特定的舞台上遊戲規則的制約，因此他絕不是一個沒有缺陷和沒有污點的人，一個曆史的人是不可能完美的，諸葛亮的人格和道德魅力以及政治、軍事能力，在長期以來的盲目推崇中被放大乃至發展到最後的完美，大量一直存在的、可以說明問題的資料被視而不見，或者被斥為不可信的資料，這是不客觀的。
對我而言，曆史的真實總是被隐藏在拆開裁減過的文字裡，也許我們永遠無法知道真相，但我們需要發現和發現的勇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