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素“壯羽為人”，深加寵愛，“暗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特示張遼：“卿試以情問之”。
既而遼以問羽，羽歎曰：“吾深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将軍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
吾終不留，吾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
張遼将此意禀告曹操，操曰：“事君不忘其本，天下義士也”。
關羽斬顔良後，曹操知其必去，特“重加賞賜”，意欲挽留。
關羽毅然“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奔先主于袁軍”。
曹操部屬“欲追之”。
曹操制止說：“彼各為其主，勿追也”。
這段記載内涵豐富，發人深思，曆來為人們所贊歎不絕：
其一，當時劉備大敗後，軍隊離散，寄人籬下。
而曹操為中原兩大霸主之一，且即将統一中原。
他對關羽又封官拜爵，賞賜有加。
而關羽仍離曹歸劉，說明他不為高官厚爵所誘，更顯其對劉備的忠義，可貫蒼穹。
其二，絕不因其對劉備的忠義彌笃，便置曹操的厚愛于不顧，決心要報效而後去，并說到做到。
這又表明他不是專注忠義于一人，而是以忠義為立身行事的根本。
所以宋代唐庚說：“關羽為曹公所厚，而終不忘其君，可以賢矣。
然戰國之士亦能之”。
至于關羽“必欲立效以報曹公，然後封還所賜，拜書告辭而去，進退去就，雍容可觀”。
這是“戰國之士”所作不到的。
其三，關羽對張遼講明其心迹，以示不欺，誠心感人。
這便是呂蒙稱贊關羽的“斯人長而好學，梗亮有雄氣”，即具有光明磊落的英雄氣概。
其四，他特将曹操給予的一切“封其所賜”，分文不取，“拜書告辭”。
不為名利動心，不為封爵絷情，這又表明關羽為追求既定的志向，視名利為糞土的高貴品質。
其五，曹操以明主的胸懷，為關羽忠義所感，讓其離去，以成人之美。
故斐松之評論說：“曹公知羽不留，而心嘉其志，去不遣追，而成其義，自非王霸之度，孰能至于此平”。
唐禮部尚書虞世南頌關羽：“利不動，爵不絷，威不屈，害不折，心耿耿，義烈烈，偉丈夫，真豪傑，綱常備，古今絕”。
明代程敏政《讀将鑒博議》引戴溪言：關羽“古今稱之者，以其忠義大節，足以仰高于後也”。
元代郝經《漢義勇武安王廟碑》文指出：“昭烈始終守一仁，武安王始終守一義”，而諸葛亮則始終守一忠。
蜀漢君主、文武領班者三人所守仁、忠、義，可以說是儒家思想和品德情操的核心。
仁者，講仁政，使人民生活幸福，講博愛，也就是今天人們常講的愛心。
忠者，指對君主、國家、民族忠誠。
古代君主和國家是一個概念，故當時臣僚常把君主稱國家。
精忠報國，實質上就是愛國主義思想。
義者，講正義，請情義，指維護公正合理的事，指一種人間真情。
劉備甘願與10萬投靠他的普通百姓，同生死，共休戚，表現其崇高的博愛精神。
諸葛亮“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忠貫日月，關羽義薄雲天。
仁愛、忠誠、信義這三者，在封建制時代，雖說具有不同的階級内涵，但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講，它又具有共同性和普遍意義。
在我國社會曆史發展中，上述蜀漢最高領導層三個代表人物，其立身處事既符合我國主體文化儒家的政治理想和道德規範，又基本上體現了我國傳統優秀文化中的一部分。
正由于此，在現實生活中，我們還常常稱贊仁愛、仁慈、博愛、愛心；忠心、忠烈、忠誠；忠義可嘉、見義勇為、仗義執言、義不容辭、仁至義盡等合理正确的行為準則。
雖然時代不同，含義也有别。
但曆史文化不能割斷，新舊曆史文化之間有一種繼承和發展的關系。
諸葛亮和關羽長期以來，被封建統治者、志士仁人、普通老百姓所讴歌、崇拜，并祀為神靈，其緣由盡在于此。
尤其是關羽，他除了忠肝義膽外，還具有骁勇善戰，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光輝形象。
因而在宋元以後封建制後期，國内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以及同外國侵略者的鬥争，逐漸趨向激烈的形勢下，無論封建統治者或廣大人民群衆，都需要一種趨“人間的力量”來保衛國家的統一，社會的安甯，人民的生存。
馬克思主義認為，在人類社會曆史發展進程中，科學尚不發達時，人們有着軟弱的一面，當人力無法克服自然力或社會矛盾時，必然要“用想像和借助想像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這時人們便造就了神這種“超人間的力量的形式”，以作為精神上的支撐和安慰。
關羽這位在衆多武将中，其忠義至醇、神勇超人、武藝絕倫、光明磊落等具有突出優勢，因而被人們選中了作為一種超人間力量的神靈，而加以頂禮崇拜。
同時，忠義、護國、神勇、靈祐、保民、綏靖、伏魔、宣德等一頂頂桂冠，不斷地加在他的頭上。
北宋以後，曆代文人學士的關廟碑文和詩詞，都是集中歌頌其忠義神勇，保國祐民，以及抗禦外侮，軀散邪惡。
即所謂：關羽“亘萬古而為神”，“佑我皇明，億萬年祗”；旌善誅惡康黎元”。
“鎮撫海澨，再戰殲倭”等等。
以此作為保衛國家民族，以及維護人民利益的一種支撐力和精神安慰。
當科技進步，人間力量能夠征服自然力解決社會矛盾時，屬于“超人間力量”的神，也就自然會消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