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通俗演義〉的主題》，載《文學遺産》1985年第1期。
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57頁）
（6）“追慕聖君賢相魚水相諧”說。
（曹學偉：《試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5頁）
（7）“宣揚用兵之道”說。
（任昭坤：《〈三國演義〉的主題應從軍事角度認識》，載《三國演義研究集》，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8）“人才學教科書”說。
（于朝貴：《一部形象生動的人才學教科書》，載《三國演義學刊》第1輯，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7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6頁）
（９）“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說。
（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載《天府新論》1985年第6期；并收入《中國古典小說新論集》，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0）“總結曆史經驗”說。
（胡世厚：《論〈三國演義〉的主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11月出版；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7頁）
（11）“亂世英雄頌歌”說。
（齊裕焜：《亂世英雄的頌歌》，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參見《三國演義辭典》第698頁）
2．關于主題研究的必要性與合理性。
由于對主題的概括一時衆說紛纭，有學者對此表示了懷疑和否定，認為主題根本就不存在，對主題的研究毫無意義。
對這類觀點，沈伯俊撰文予以辨駁，肯定了主題研究的必要性及其學術價值（詳見沈伯俊：《向往國家統一，歌頌“忠義”英雄——論〈三國演義〉的主題》，出處同上；《〈三國演義〉研究綜述》，載《明清小說研究年鑒》，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9年6月第１版）
3．關于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
為了正确認識主題研究中諸說并存的現象，推進主題研究的健康發展，就必須建立合理的主題觀念，尋求恰當的研究方法。
沈伯俊認為：“主題乃是作者通過作品内容所表達的看法和主張。
因此，我們對主題的概括既要提挈作品的全局，又要反映作者的思想。
”“同一部作品，在不同時代、不同階級、不同經曆、不同性格的讀者心中所喚起的感受，往往是大相徑庭的。
人們可以闡發自己各不相同的感受，卻不應該把這些感受都稱為‘主題’。
”（參見沈伯俊同上二文）歐陽健則認為：“主題這個概念也應該看作是一個模糊概念，它既可以指作家想告訴人們什麼，也可以指作品實際上提供了什麼，還可以指讀者從中領悟到了什麼，以及這三者的統一。
”“主題探究的模糊性就相應地造成了主題研究成果的相對性。
”“從這個意義說，對于《三國演義》主題的說法的五花八門，正标志着研究的深入。
這個過程永遠不會完結。
”（《有關〈三國演義〉研究的兩個問題的思考》，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２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5年12月出版）楊淩芬認為主題概念“有兩個分支：創作理論中的主題和鑒賞理論中的主題。
”因此，她主張“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拍睢薄ｋ謂“鑒賞論中的主題”，“就是研究者通過作品的形象體系和故事情節掌握的作品的中心思想。
”（《建立鑒賞論中的主題概念》，載《明清小說研究》第５輯，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87年6月出版）這些觀點，對研究者均有一定參考價值。
進入九十年代，對《三國演義》思想内涵的研究有所深入，但對主題問題的探讨卻不夠活躍，專題論文較少。
其原因主要有二：其一，對主題的觀念和研究主題的方法還有分歧。
其二，八十年代已經提出多種觀點，要想超越它們，提出新的有說服力的觀點，并非易事。
盡管如此，仍有一些學者發表了自己對《三國》主題的見解。
例如潘承玉的《紛紛世事無窮盡，天數茫茫不可逃》（載《晉陽學刊》1994年第1期）、秦玉明的《天道循環：〈三國演義〉的思想核心》（載《攀枝花大學學報》1996年第1期）。
不過，由于他們對以往的《三國》研究，特别是主題研究的了解不夠全面，其見解也有片面之處。
看來，要想在主題研究上取得新的較大的進展，尚需作出進一步的深入努力。
（五）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與藝術成就二十年來，對這一問題讨論熱烈，成果甚豐。
主要表現在：
１．關于《三國演義》的創作方法。
學者們提出了五種觀點：
（１）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基本上是現實主義的。
這是以往占主流地位的，相當一部分學者的看法。
（２）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主要是浪漫主義的。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劉知漸的《〈三國演義〉新論》（載其所著《〈三國演義〉新論》一書，重慶出版社1985年6月第１版）。
（３）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的結合。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吳小林的《《試論〈三國演義〉的藝術特色》（載《三國演義論文集》，中州古籍出版社）。
（４）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是古典主義的。
這種觀點出現于九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黃鈞的《〈三國演義〉和中國的古典主義》（載《〈三國演義〉與中國文化》，巴蜀書社），張錦池的《論〈三國志通俗演義〉的創作原則和人物描寫》（載《明清小說研究》1993年第1期）等。
（５）認為《演義》的創作方法既不屬于今天所說的現實主義，也不屬于今天所說的浪漫主義，而是現實主義精神與浪漫情調、傳奇色彩的結合。
代表性論述有沈伯俊的《羅貫中和〈三國演義〉》第六部分第一節（春風文藝出版社1999年1月第１版）。
２．關于《三國演義》的虛實關系。
這與上一問題密切相關，一直是讨論的熱點之一。
八十年代代表性的論文有：何滿子的《曆史小說在事實與虛構之間的擺動》（載1984年3月20日《光明日報》；收入其所著《汲古說林》一書，重慶出版社1987年11月第１版），傅隆基的《〈三國志通俗演義〉“基本符合史實”嗎？》（載1984年4月17日《光明日報》），曲沐的《〈三國演義〉“虛”“實”之我見》（載1984年5月15日《光明日報》），劉紹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