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父子“聚鹿”來加以揭露。
這樣的删改确也避免了不堪入目的穢筆污墨，符合全書的藝術美學神韻，也達到了揭露甯府内淫亂糜爛的藝術效果。
書中的秦氏已經不是原來的設計，她的出身高貴寒微，并不能改變她在書中的具象表現，因此硬要用索隐辦法去“破譯”什麼政治隐曲，那隻能是脫離文本的“再創作”，與《紅樓夢》本體毫無關聯。
那麼，我們在研究秦可卿的藝術形象時，就應該尊重作者的自行改定，按照作者删改後的具象描繪作為研究诠釋的依據，探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敗得失，不必在已經删去的“淫喪天香樓”情節上多化筆墨，當然作者在删去那個表現秦氏原來性格設計的“淫喪天香樓”重大情節後，未能以新的重大情節來改塑她的新形象特征，便讓她匆匆病逝，就使她的形象正面刻畫顯得不夠豐滿，缺乏黑格爾指出的“要顯出更大的明确性，就須有某種特殊的情緻，作為基本的突出的性格特征，來引起某種确定的目的、決定和動作”（19）。
因而就顯得性格“明确性”不足，模糊性有餘。
說她是“極妥當的人”，卻未見“極妥當”的具象表現；說她臨終向鳳姐托夢，顯出她對家族衰敗的預見與膽識，可生前又未顯現這種有膽有識的迹象；說她托夢的口吻似“天人”的聲氣，卻又未顯露出“天人”的來曆。
這就是說，作者沒能“把人物内在主體性和外在世界融合成一體”（20），使她的性格顯得含混不清，模糊不定，缺乏引人注目的獨到性格特征與形象情緻，也就不能“打動我們的情感”（21）。
如果我們能夠抓住作者修改後的意向與具象表征的未能和諧統一，研究秦氏形象塑造的成敗得失，可能會給人以更為有益的藝術啟示。
我到并不一概反對尋求作者在建構紅樓世界時，所依據的物态、家境、人物的生活原型，問題是在什麼基點上去探索研究，探索的目的何在。
如果從物境原型聯系到小說描繪的實際環境，從家境原型聯系到小說中賈府的家境衰敗描繪，從人物的生活原型聯系到書中的具體人物形象刻畫，探求這種審美轉化與藝術重鑄的豐富經驗，找到作者知識繪聲繪色、人生閱曆、家境變幻、審美情趣、藝術造詣乃至時代心理特征與民族精神特征合成的心裡圖式與創作個性，怎麼擺脫生活原型的局限，上升為融合着對象世界與作者心靈相統一的小說世界，在更高層次上顯現生活的本質、曆史的軌迹、時代的特征，達到世态人生的獨到把握。
這無疑是十分必要的，也是我們應該着力探究的；但卻應該以可靠的原型資料與實際采用線索為分析的依據，而不是按圖索骥，随意猜測，更不是把它演繹為曹氏的家史，誰人的傳記，索隐出作者根本沒有涉及的所謂政治隐曲或曆史事件。
一句話，隻有以小說的特征去探索诠釋《紅樓夢》的小說世界，以文學的模拟想象的特征去探索诠釋《紅樓夢》的模拟世界，才可能為今人與後人提供有益的藝術借鑒，使《紅樓夢》的寶貴經驗發揚廣大，推動今天與明天的文學創新，創造出無愧于時代又超越《紅樓夢》的藝術精品來，為世界文學作出自己的貢獻。
（原載《唐都學刊》1997年第1期，入選《世界學術文庫》）
注：
（1）引自中國藝術研究院紅樓夢研究所校注本1982年版3卷本，以下未注者同。
（2）（3）魯道夫?阿恩海姆《藝術和視知覺》4頁，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4年版，及《視覺思維》58頁，光明日報出版社1987年版。
（4）《馬克思恩格斯論藝術》第2冊172頁。
（5）《魯迅書信集?緻徐懋庸（1933.12.30）》（6）魯迅《且介亭雜文?什麼是“諷刺”？》（7）黑格爾《美學》第1卷49頁，着重點是原有的。
（8）（9）（10）明義吟大觀園詩句。
（11）朱一玄《紅樓脂評校錄》蒙府本3回側批，59頁；6回夾批，110頁。
下簡寫《校錄》。
（12）《紅樓夢》17、18回原文，226頁。
（13）《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217頁。
（14）（15）（16）《校錄》己卯本17回夾批，268頁。
（17）劉心武《秦可卿出身未必寒微》，載《紅樓夢學刊》1992年2期。
（18）《校錄》13回靖藏本回前批，184頁。
（19）（20）（21）黑格爾《美學》第1卷304、335、3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