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總是不徹底的——有一個“滿清的遺老遺少”還留着半個世紀多的長辮子，人站着辮子垂到地上還可以饒兩圈，紅衛兵硬要把它剪掉，他是甯肯掉腦袋也不掉辮子，被拉出來遊了幾次街，辮子竟然還是保下來；有一次我看見一個家庭婦女在街上擺了一桌酒菜然後點上三支香、燒着“金紙”拜“天公”，路人勸她不要這樣“明目張膽”，“被紅衛兵看到了會遊街戴高帽的”。
她的回答也有趣：“我這麼虔誠，上天會保佑我的”。
還有一件事直到今日還被鎮上的人們津津樂道：有一個當年的“武裝部長”、民兵營長在受命砸一尊泥菩薩之前，嘴上念念有詞：“佛祖佛祖你不要怪我，是頭頭們叫我砸的，你如果要懲罰就懲罰他們吧”。
幾年以後此人還是瘋了，人們都說是“報應”，“菩薩找他算帳”。
讀書人誠惶誠恐地把所有“封資修”的書本（幾乎所有的舊書，包括大學教材和參考書，除了馬恩列斯毛的原著以外）交出來燒毀或冒着生命危險藏在不易找到的地方。
紅衛兵随時都有可能抄任何一個知識分子的家，街道上天天有人因為“私藏”什麼東西而被遊街示衆。
有個大學生寫的日記被抄錄成“大字報”貼在“專欄”上供大家“批判”，我一字不漏地看完，非常欣賞這位大學生的文采，“相見恨晚”。
我們家本來也有幾件比較高級的家具，小時候我就非常欣賞，但被我的奶奶在“大躍進”年代捐出來“大煉鋼鐵”燒掉了，隻剩下一個衣櫥，外表雕刻得很精美，兩扇櫥門分别刻着“藏珍”、“蘊玉”，我用墨汁把這四個字塗黑，兩邊的雕刻部分貼上一幅對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
這個唯一的“傳家寶”總算逃過一劫。
但弘一法師親筆書寫的幾張字條——那可是我的伯父因為與法師摯交才“有緣”得到、我的爸爸視為命根子的無價之寶——卻還是被紅衛兵抄走了，不知被燒了還是流落在哪裡。
父親有一位好朋友陳旻，聽說抗戰時是西南聯大的高材生，解放前當過雲南省或者昆明市的郵電局局長，這一次被整得很慘，紅衛兵因為他是福州人——與鄧拓同鄉，加上吳晗又是他的老師，就認定他是“三家村”的一分子，批鬥時把他的一條腿都打斷了。
有一次陳旻對我的爸爸說：“腿被打斷我都不覺得怎麼樣，就是聞一多先生親手給我刻的印章被‘抄’走我最痛心”！聽他們的講話後我才知道，聞一多就是因為不給當時的昆明市警察局長刻一個印章而被暗殺的！
陳旻的家庭很不幸，老婆出生于雲南一個少數民族——彜族或傣族？——家庭，人雖然長得标緻，腦筋卻不會“急轉彎”。
有人慫恿她揭發自己丈夫的“罪惡”，全家人就能“過關”，她竟然真的去“自首”，講了一些丈夫在家裡說過的“反黨反社會主義言論”，害得丈夫被鬥得差點沒命。
“運動”結束以後，她不能原諒自己，隻要一看到丈夫就神經錯亂、呼天喊地，直到老公“走”了，她的病才不治而愈，這都是後話。
呂培明的媽媽學習裁縫，用報紙練習裁剪，不小心把報紙上的毛澤東像剪破了，闖下大禍，被剪了陰陽頭、戴高帽遊街，脖子上挂着一塊大木牌，上面寫着“現行反革命×××”還用紅墨水劃了一個勾（判死刑的意思），鬥得死去活來。
有一位鄰居因為年僅八歲的兒子撕了一張“毛語錄”擦屁股，也被當作“現行反革命”遊街示衆，一時想不開自殺了。
鎮上有個油販子偷偷地做食油買賣，被紅衛兵抓到，戴上一個高高的紙帽子，上面寫着“投機倒把分子、販油犯×××”遊街，紅衛兵叫他敲着鑼吆喝“我是投機倒把分子”，每走到一個十字路口就要站在凳子上猛敲幾下鑼，然後講述他如何販油、如何“挖社會正義牆腳”的“罪行”。
一個外地的油販子跟着走了一個多小時，直到紅衛兵離開、圍觀的人也不感興趣跟了才湊上來：“你家裡還有多少花生油？”當場成交了一筆大買賣。
以至于這位油販子後來還在“想念”“運動”、遊街給他帶來的好處：“我不用做廣告就财源滾滾！”他真的挺喜歡戴高帽遊街呢！
有一天我看到紅衛兵們“抓到”一個“特務”正在遊街，聽周圍的人們介紹“抓特務”的過程：原來是幾個小孩看到山上有人吃樹葉、喝髒水，到鎮上一說，紅衛兵們便認定這個“怪人”就是“特務”無疑。
遊街的當天晚上，“特務”餓死在街上。
第二天紅衛兵們又叫來醫院裡的醫生解剖了這個“特務”的屍體，發現胃裡隻有嚼碎的樹葉、草根，跟抗戰英雄楊靖宇将軍一樣。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鳳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的标語高高地飄揚在全鎮最高的建築物上面，像我們這種“混蛋兒”都隻能龜縮在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