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斌組織的紅衛兵隊伍聯合其它“造反派”組成了“紅總”（紅衛兵總指揮部），侯自封“總司令”，奪了鎮黨委的權，把鎮委書記抓出來批鬥了一番，痛罵陳廠長組織的另一派（陳廠長自己不當“總司令”，卻當“狗頭軍師”）——“紅聯”（紅衛兵聯合指揮部）是“保皇派”。
“紅聯”也不示弱，也去奪鎮政府的權，把鎮長抓出來批鬥一番，證明自己也是“響當當”的“造反派”。
侯總幹脆帶隊沖到縣裡去，把縣長抓來鎮上批鬥。
這縣長解放初是“土改隊長”，但他的爸爸卻是個地主，大義滅親的他親自公審自己的爸爸，還親手槍斃了生他養他的親爸爸！據說槍斃了爸爸後，他還能騎着自行車回家。
不知道什麼原因，騎着騎着竟摔倒在路旁的大山溝裡。
路人把滿身是血、昏死過去的他用闆車拉到我一個親戚王醫師開的診所裡，王醫師救回他一條命。
不知道是不是他的暗中“保護”，王醫師在曆次“運動”中都毫發無損，并且還當上一個醫院的院長。
為了表示“最最革命”，陳“狗頭”帶着“紅聯”把全鎮所有“九種人”（地、富、反、壞、右、資、黑，現在又加上“走資派”和“臭老九”了）的家通通抄了一遍，我們家自然也不能幸免。
我爸爸早就是“老運動員”，批鬥會對他來說已是“家常便飯”，這一次不知為什麼竟然在聽到風聲時躲了起來（許多年以後我才知道他出逃的那一天剛剛聽說北京大興縣的紅衛兵把全縣地富反壞右資黑全部抄斬滅門，連3歲的小孩都未能幸免），結果是我媽媽被鬥得半死。
由于被批鬥的人太多，遊街時在街道上排成長隊足足占了半條街，找不到那麼多的鑼，“紅聯”的“戰士們”命令他們拿着自家帶來的臉盆、口杯、鐵鍋等會響的東西使勁敲，有的甚至拿兩塊石頭敲打，就象當年“轟麻雀”一樣“壯觀”。
王醫師也被遊街，然後被勒令掃廁所。
曾經留學過日本、幾十年來養尊處優的他哪能咽得下這口氣，當天就服毒自殺了。
“紅總”、“紅聯”兩派的摩擦不斷升級，隻要“上面”一有風吹草動，下面就蠢蠢欲動。
有一次“紅總”組織大規模遊行，遊到竹器廠旁邊，把一串鞭炮扔進廠裡，差點引起火災，也差點引起武鬥。
鎮上的居民和學校的師生們絕大多數傾向“紅總”，而“紅聯”則有工廠職工和鎮郊農民的支持，陳“狗頭”聲稱擁有“十萬工農”，勢均力敵，互不相讓。
我們這些“逍遙派”最興奮的是天天有大字報看，兩派互相攻讦、漫罵、挖苦，煞是熱鬧。
各種演出也多起來了，每一場開始照例要唱《東方紅》，敬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永遠健康！”接着宣布“大會紀律”：第一條，大會自始至終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第二條……
演出的節目有對口詞、快闆、大合唱、獨唱、歌舞等等，還有小話劇“老倆口學毛選”之類，印象最深的是《長征組歌》。
每一次的演出最後都要在《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歌聲中結束。
漸漸地演出開始有些“變味”了，先是“紅總”的宣傳隊在台上唱出：
保皇的紅聯子，
睜眼看一看，
革命的造反派，
團結如比鋼。
如果不投降，
就叫你完蛋！
這一首歌第二天全鎮的男女老少都會唱了。
陳“狗頭”暴跳如雷，立即下令他的“禦用文人”也編了一首痛罵“紅總”的歌，在農村裡教農民們唱。
我的同學、親戚、朋友們有的加入“紅總”，有的加入“紅聯”，也有一個家庭裡丈夫參加“紅總”、妻子參加“紅聯”的，吃飯的時候吵，睡覺的時候也吵，最後夫妻反目、鬧離婚；有父、母、子、女不同派别的，更是鬧得不可開交，也有鬧得妻離子散、家破人亡的。
我有一個表哥比我大兩歲，長得眉目清秀、一表人才，按現在的話叫做“酷斃”了，文質彬彬的，嘴巴又甜，見到長輩就叫伯伯、阿姨，誰見了都誇獎。
1966年也是初中畢業，運動一開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運動中去，忙得沒日沒夜。
他加入了“紅總”，在裡面當一個小頭目。
武鬥火藥味越來越濃的那一段日子裡，我媽媽就勸他媽媽——也就是我的二姑母不要再讓他“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