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校裡有個“大膳廳”，可以容納一千多個學生和老師同時在裡面吃飯，周日晚上還可以放映電影，每個學期放二十片，一張電影票兩分錢，購買“長期券”的話二十張隻要兩毛錢，我和許多同學買不起“長期券”，隻能在“大膳廳”外面“偷聽”，偶爾花一分錢買張票過過瘾，就這樣竟然也學會了那個時候所有流行的電影歌曲，電影裡的故事也都能講出一些皮毛來。
“大膳廳”給所有的同學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莫過于一日三餐取飯前的排長隊——饑腸辘辘的學生們總是一下課就直奔食堂，想提早一點取到自己的飯罐，經常跟食堂的工友争吵，甚至打架——這樣開飯時間就更晚了。
我們那個時候都是花幾分錢到日雜商店買一種很粗糙的陶制飯罐，每一頓吃完後把它洗幹淨再放進幾兩大米，加上水置于廚房裡的一種木制的大蒸籠裡，蒸一個多小時成了“蒸飯”就可以吃了。
大蒸籠髒得很，蒸飯時水蒸氣凝成的蒸餾水流過蒸籠變成髒水，進入靠近蒸籠邊那些飯罐裡的米飯，黃黃的爛爛的難看又難吃，有的同學會把上層“黃米飯”掏掉不吃，我舍不得，每次都把罐裡的食物不管稀的稠的白的黃的甚至黑的一粒不剩地裝進肚子裡去。
細心的同學會在飯罐的底部用毛筆拈點油漆寫上名字或做個記号，我沒有做，有兩次拿錯别人的飯弄得非常尴尬，到現在回想起來都還覺得羞愧。
絕大多數學生一日三餐配的都是家裡帶來的鹹菜，我帶的都是鹹蘿蔔。
這鹹蘿蔔除了作菜配飯外，我還經常在晚自修後用它泡開水當飯吃，可以勉強騙騙餓得咕咕叫的胃腸，不這樣做的話，實在難以入睡。
有一次星期天中午家裡來了客人，媽媽破例買了一條鹹帶魚，下午我把客人吃剩下的鹹帶魚頭尾帶到學校準備當一星期的配菜，結果當天晚上就被同學們搶着吃光了。
第二天我開始當“菜乞丐”——每一頓都要向同學要點鹹菜來就飯吃，直到周末。
别的同學也都有這樣的經曆，我開玩笑說這應該算是“原始共産主義”的生活方式罷。
念初中二年級的時候，我和幾個同學利用校園的一塊空地種了西紅柿和茄子，再把它們嫁接在一塊，碩果累累，但不好吃，賣給學校食堂一斤一分錢，每個同學一次可以分到幾毛錢，基本解決了吃菜問題。
三年初中的學費也是我自己掙的——我寒假到食品廠和竹器廠打工（要是現在就不行：童工）；暑假賣冰棒，這種活隻有幹過的人才能體驗它的苦——三伏天大家巴不得躲到陰涼的地方去，而賣冰的人卻希望老天爺保佑“再酷熱一點”，越熱銷路越好，碰上陰雨天就糟了，一罐冰棒賣不完就得賠本！有一次我走在路上看到前面田野裡兩條眼鏡蛇豎立起來交尾，吓得摔到路邊的水溝裡，撞得頭破血流卻慶幸裝冰棒的保溫瓶沒有打破——一個保溫瓶的“押金”要十幾塊，足夠一個學期的學費了！
每個學期初“報名”的時候，我都用一個小布袋裝着硬币去交學雜費，幫忙點錢的幾個同學很不樂意，說：“隻有窮光蛋才交這麼多的零錢，害得我們點錢點得多辛苦！”
我反唇相譏：“袋裡的每一分錢可都是我自己掙的，你們呢？！”
私立的學校很有人性，每逢春天買了很多蒜頭“強迫”學生們吃（我有時買了一點食鹽把蒜頭腌了做菜配飯）以防感冒；星期天如果下雨，學校讓炊事員帶着幹的大米到每一間學生宿舍裡交換被淋了雨的大米，怕學生吃了發黴米生病；炊事員還熬煮非常濃的姜湯擡到學生宿舍“強迫”每一個學生“灌”一大碗——據說這都是遠在新加坡做生意的校主特别交代一定要學校領導做的。
學校裡有三個“右派分子”，最出名的是教數學的金老師，據說他提出“校長應當由無黨派人士擔任”，竟想“奪權”，“右派分子”當之無愧。
我是因為參加地區數學競賽得了第一名、聽說其中有幾個考題是他提出的而去找他的，他建議我“超前學習”，就這句話讓我受益終生。
我在念初二年時就已經到高中班聽課了，初三年已經把高中的數理化全部自學完畢，準備參加1966年的高考——我曾開玩笑說自己是最有資格稱為“老三屆”的，1966年我既算初中畢業，也算高中畢業，而跟我同齡的大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