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請客吃飯”，但“革命”也不能當飯吃——因為社會動蕩，我的母親不敢再去“偷割柴草”賣錢，就同幾個鄰居到蔬菜大隊買菜挑去十幾公裡遠外的村子裡同農民們換番薯，我經常走幾公裡到路上“接番薯”回家，弱小的肩膀已經能承受一百斤左右的重物了；第二天再挑到集市上賣，母子倆就這樣辛辛苦苦每天也能掙幾毛錢，或者賺幾塊番薯作為全家的口糧——因此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包括後來“上山下鄉”在農村插隊的時候，我每一次看到毛語錄“世間一切事物中，人是最寶貴的……”我都在心裡把它改成“世間一切事物中，番薯是最寶貴的……”
我的五弟六弟出生和命運都差不多——都是送人撫養又被退回——六弟三次送人都是因為“不吃不喝”被退回來的，兄弟姐妹總算留下一半。
母親的第八個孩子——我的七弟出生得真不是時候，竟然在“**”的第一年出來這個世界看熱鬧！很快地，我妹妹、三弟、四弟同樣的命運降臨到了他的頭上——剛出生就要送人撫養——母親背着我們偷偷把他賣給鄰縣的一個農民，我和哥哥恨死了母親。
星期天的早晨，我和哥哥約好，想到七弟的養父母家偷走七弟，正張羅着準備出發，卻聽到小客廳有動靜，我們蹑手蹑腳地走到客廳門口往裡面張望，隻見媽媽跪在奶奶的相片前，流着眼淚說：“娘，新婦（閩南人稱呼兒媳婦為‘新婦’）不孝，我知道你恨我，又把你的孫子賣掉了！你的孫子們也都恨我，但我實在沒有辦法，不賣的話，全家人都會餓死。
”
從此我們再也不敢動“偷回七弟”的念頭了。
同我媽媽一起賣菜的一位鄰居叫“阿妹”，丈夫是個搬運工人，雖然家庭成份“很好”，但也同衆人一樣過着苦日子。
一個兒子小時候得過腦膜炎，成了弱智，與我同歲，我初中畢業（已經差點就被“保送”去念大學了）時他小學一年級還沒念完，天天跟五六歲的孩子們一起念着童謠、唱着兒歌。
我一聽到他唱的兒歌就頭痛，替他難受。
弱智兒的祖母有一次對我媽媽說：“我的孫子就是永遠留級念小學一年級，按現在的政策到十八歲時政府也會給他安排工作的；你的孩子讀書讀得再好，政府也不會給他安排工作。
你這麼多孩子以後不知還要吃多少苦呢！”她是非常“現實”的人，黑市上的大米漲價的時候她就罵“臭政府”，經常挂在嘴上的話是：“如果大米的價格降到一斤四毛錢就‘光明成氣’了”，真要降到四毛錢的時候她就改口：“降到三毛五就‘光明成氣’了”。
弱智兒的姐姐陳琦比我大兩歲，小學時與我同班，那時候我們常常一起上學，一起回家。
中學時雖然不在一起了，但周末回家時還是經常在一塊玩。
突然有幾天陳琦見到我就馬上躲開，好像躲避瘟疫一樣。
我不解，有一次見四周無人，便追上走在前面的陳琦問：“你最近怎麼一直躲着我？我得了麻瘋嗎？”
陳琦答：“我媽說了，你比麻瘋還要可怕！”
“為什麼？”
“我媽說：萬一有一天我要是愛上你，一輩子可就完了！”
我心裡想：要是她真的愛上我，我的一輩子才真的完了呢——單單照顧她那弱智的弟弟就讓人夠煩的。
學校通知“複課鬧革命”，我以為又能安分守紀地專心讀書了，急忙帶着一個星期吃的、用的物品到學校報到。
一進學校大門，迎面走來一隊老師，個個蓬頭垢臉，手上都拿着鋤頭、糞箕、竹掃把等勞動工具，唱着“我是牛鬼蛇神”之歌，黃老師看到我還對着我扮了一個鬼臉，分明是說：“Ihavemoney，Ilikemoney。
”我不敢面對着他，低頭走過。
從幾個同學的叙述裡我基本了解這一個多月來學校發生的大事，被打成“牛鬼蛇神”的老師們幾乎是在十八層地獄裡煎熬，已經有好幾位老師被鬥死或不堪折磨自殺了，最慘的是有一位老師竟然投入學校的夜間廁所裡自盡，第二天叫他的家屬和其他“牛鬼蛇神”老師把他撈起來繼續批鬥，說是“畏罪自殺”。
原來“複課鬧革命”是假的，通知全體學生到校是為了“推選”一些同學去北京，據說“毛主席要親自接見百萬紅衛兵”。
我們班可以“選”一個，條件是家庭成員和親戚裡不能有“反動分子”。
全班一個一個“站隊”，全都“不夠格”，最後勉強推出一位三代赤貧的侯施恩同學赴京。
次日中午，有同學又打聽到侯的一位姑父是國民黨員，但侯已經起程，追不回來了，同學們非常擔心，萬一到北京“暗殺毛主席”該當何罪！
過了幾天，沒等到去北京的同學們回來，“大串聯”開始了。
有的同學還是想去北京，有的要去井岡山，有的說要沿着紅軍走過的路來個“兩萬五千裡長征”到延安去……我年齡太少，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