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種新見解：金庸對傳統文化持“否定”态度——小說主人公文化程度真的“越來越低”嗎？——追求“統系”，緻入誤區——金庸小說中傳統文化由多元構成——郭靖乃儒墨文化共育之身——康熙：兼容儒法的明君——
金庸對傳統文化既有贊頌又有揚棄——黃藥師父女嘲諷了什麼？——袁崇煥、顧炎武、黃宗羲的例證——反正統并不等于反傳統一金庸小說蘊含着豐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内容，這是廣大讀者都會有的共同感覺。
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說：
金庸武俠小說包涵着迷人的文化氣息、豐厚的曆史知識和深刻的民族精神。
作者以寫“義”為核心，寓文化于技擊，借武技較量寫出中華文化的内在精神，又借傳統文化學理來闡釋武功修養乃至人生哲理，做到互為啟發，相得益彰。
這裡涉及儒、釋、道、墨、諸子百家，涉及千百年來中華民族衆多的文史科技典籍，涉及傳統文學藝術的各個門類如詩、詞、曲、賦、繪畫、音樂、雕塑、書法、棋藝等等。
作者調動自己在這些方面的深廣學養，使武俠小說上升到一個很高的文化層次。
像陳世骧教授指出的《天龍八部》那種“悲天憫人”、博大崇高的格調，沒有作者對佛教哲學的真正會心，是很難達到的。
我們還從來不曾看到過有哪種通俗文學能像金庸小說那樣蘊藏着如此豐富的傳統文化内容，具有如此高超的文化學術品位。
(1)
可以說，金庸作品既是作者以近代精英文化改造武俠小說的結果，同時又是作者深受中國傳統文化浸潤、熏陶的産物。
從金庸小說，我們可窺見墨家見義勇為的遊俠精神，儒家的仁愛、王道與民本思想，還可感受到道家深邃博大、無處不在的辯證方法。
僅就文學本身而言，我們讀金庸小說，也常常不禁聯想到《莊子》那種瑰麗恣肆的神奇想象，寓意深沉的哲理色彩，飛揚靈動的文學語言。
它們都證明着金庸小說與傳統文化之間的深刻聯系。
但說到金庸小說對待傳統文化的态度（比方說，是肯定或是否定），研究者中間的看法顯然很不相同。
在八十年代台灣遠流公司出版的《絕品》一書中，舒國治先生的文章就說“金庸書中隐隐透出‘文化空無感’”(2)，隻是語焉不詳。
前些年研究金庸很有成績的大陸學者陳墨先生，也在1994年發表的《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3)一文中提出金庸小說“具有非文化及反文化的意義（無論是主流文化或是非主流的世俗文化）”。
陳墨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的‘文化程度’越來越低，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
第一部書中的陳家洛，到第二部書中的袁承志，到第三部書中的胡斐、第四部書中的郭靖、第五部書中的楊過..在文化程度上明顯地一個不如一個。
而後來的狄雲、石破天等主人公幹脆就是文盲。
”“答案或許相當簡單：那就是金庸不喜歡儒生，不喜歡文人，不喜歡傳統文化中的‘知識分子’。
”還說：“金庸小說的主人公不僅文化程度越來越低，而且越來越不通世故。
這不僅表明作者對主流文化的一種否定，同時也是對非主流的世俗文化的厭棄。
”陳墨的結論是：金庸小說“從對儒生乃至一切傳統文化背景下的知識分子的懷疑和批判，發展到對一切世俗文化（包括主流與非主流）的懷疑與批判，這是一條不容忽視的思想線索，也正是金庸的思想意識的獨特之處和深刻之處。
”
也就是說，在陳墨先生看來，金庸小說對傳統文化——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都是否定的。
中山大學的研究生劉衛國先生則在《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一文(4)中考察了金庸的思想流程，認為《飛狐外傳》與《射雕英雄傳》等作品表明，“金庸首先把俠義精神托孤給儒家”；由于對儒家思想的“反叛與逃逸”，金庸“走向道家”，但“《神雕俠侶》是金庸反叛儒家規範的一次半途而廢的努力”；到《笑傲江湖》，嶽不群這個“代表着儒家文化的‘父親’終于被弑，表明金庸對儒家文化所代表的俠義精神全面沒落的深刻反省”；《天龍八部》體現了“佛法無邊”，但對慕容複、段正淳等依然“無能為力”；“到了《鹿鼎記》，金庸則為俠義精神唱出了最後的挽歌”，通過韋小寶這一“中國文化的怪胎”，“俠義精神最終被金庸親手埋葬”。
劉衛國提出：金庸的文化思想“終點竟是徹底的失望”。
這同樣認為金庸對傳統文化越來越采取了絕望和虛無的态度。
金庸小說果真像上面幾位先生說的那樣，對中國傳統文化表示了虛無、否定和絕望嗎？如果允許我們“跟着感覺走”，恐怕得不出這種結論。
金庸幾乎花了半生心血塑造俠魂，讴歌義氣，他認為“中華民族所以曆數千年而不斷壯大，在生存競争中始終保持活力，給外族壓倒之後一次又一次的站起來，或許與我們重視情義有重大關系”(5)。
具有這種認識的人，實在難以想象居然會對傳統文化采取“虛無”态度，居然會将俠義精神“親手埋葬”。
事實上，陳、劉二位都對金庸小說存在一些誤解，他們的上述文章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