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沖天的幹勁，執拗的蠻勁，剛烈的狠勁，在當時猥瑣萎靡的明末朝廷中，加倍的顯得突出。
”(24)（足見金庸并非“不喜歡儒生”！）袁崇煥忠誠地實踐了儒家“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格言，可歌可泣，然而正因為這種性格，就和剛愎自用的崇祯皇帝之間，構成了尖銳的沖突；按金庸看來，即使沒有皇太極的反間計，崇祯也會殺袁崇煥。
可以說，袁崇煥的悲劇就是以儒家所教導、培育的人生态度，去實踐儒家所尊崇、支持的絕對君權所産生的悲劇。
儒家提倡“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可是它不能回答：當袁崇煥這樣的忠臣碰上崇祯這樣在位十七年就更換了五十個宰相，殺了兩個首相、七個總督、十三個巡撫，極其專權的皇帝時該怎麼辦？金庸從來沒有懷疑過儒家、墨家主張的“國家興亡，匹夫有責”這種入世的人生态度，然而金庸又為儒家尊崇的絕對君權感到深深悲哀。
這裡既包含着對儒家的真誠肯定，又包含着對儒家的深刻批判。
對佛教，金庸在《天龍八部》中既肯定了它悲天憫人的深沉哲理，卻也通過玄慈與葉二娘關系的追叙，對它的某些清規戒律（如不結婚）不無微詞。
後來更通過小和尚虛竹與西夏公主的結合有所諷喻，肯定了人的正當生理需要與破戒的合理性。
這同樣證明了金庸的有分析的态度。
有種意見認為《連城訣》體現了金庸對文化的虛無态度，這是一種誤解。
《連城訣》的主題其實與巴爾紮克《高老頭》相似，它揭露的是貪婪使人們異化成為獸類。
這是對世俗的物欲、貪欲的否定，同時也可以說是對儒家“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道德原則的肯定。
主人公狄雲面對大批金銀珠寶無動于衷，卻極其珍惜他與丁典的朋友情誼，甯可犧牲自己也要實現丁典的遺願；小說還以深情的筆墨贊美了丁典與淩霜華之間純真美好的愛情；這一切都證明金庸對文化并沒有采取虛無的态度。
似乎預見到了有人會在傳統文化問題上作出評論，金庸十幾年前在《韋小寶這小家夥！》一文中就說了這樣一段相當精辟的話：“武俠小說中的人物，決不是故意與中國的傳統道德唱反調。
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是出于恻隐之心；除暴安良，鋤奸誅惡，是出于公義之心；氣節凜然，有所不為，是出于羞惡之心；挺身赴難，以直報怨，是出于是非之心。
武俠小說中的道德觀，通常是反正統，而不是反傳統。
”(25)這就真正把問題的性質說清楚了，很好地回答了本文第一節引述的那種意見。
金庸小說中的傳統文化不隻是外在的裝飾，而是内在的滲透，是從内容到形式都浸潤着的；它彌漫在整個作品，充溢在字裡行間。
金庸小說不但寫的是傳統的武林世界，作為俠士魂魄的“義氣”地道屬于民族傳統的特質，而且連小說語言和表述方式也盡可能富有傳統的色彩。
這也是我們所謂傳統文化在他小說中以綜合形态呈現的标志之一。
但這點需要作專題的考察，非本文篇幅所能盡述，隻得暫且到此擱筆了。
注釋
(1)《一場靜悄悄的文學革命》，原載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12月号。
(2)舒國治《金庸的武藝社會》，載《絕品》一書，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7月出版。
(3)陳墨《金庸小說與中國文化的反思》，載武漢《通俗文學評論》1994年第3期。
(4)劉衛國《金庸武俠小說的文化經脈》，載廣東省作家協會《當代文壇報》雜志1994年第5期。
(5)(25)金庸《韋小寶這小家夥！》，原載1981年10月号《明報月刊》，收入《絕品》一書，台灣遠流出版公司1986年7月出版。
(6)見《天龍八部》第一章，香港明河社1992年4月第12版第32頁。
(7)(14)(17)均純金庸《小序：男主角的兩種類型》，收入吳霭儀《金庸小說的男子》一書，香港明窗出版社1995年10月第7版。
(8)陳寅恪《馮友蘭〈中國哲學史〉上冊審查報告》，《金明館叢稿二編》第247—248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9)(10)均見《論語·為政》。
(11)《史記·秦始皇本紀》。
(12)引自《資治通鑒·漢紀中宗孝宣皇帝下》。
(13)見曾國藩《求阙齋日記·辛酉八月》。
(15)均見《論語·公冶長》。
(16)參閱孫诒讓《墨學傳授考》。
(18)(19)(20)(23)均見《金庸的中國曆史觀》，該文為查良镛（金庸）
在北京大學的學術講演，載香港《明報月刊》1994年12月号。
(21)見《射雕英雄傳》（三），香港明河社1992年11月第15版第1182—1183頁。
(22)見《射雕英雄傳》（四），香港明河社1992年11月第15版第1219頁。
(24)金庸《袁崇煥評傳》，收在小說《碧血劍》之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