池田大作、金庸兩位先生的對談錄在《明報月刊》上連載時，我就和許多讀者一樣，懷着很大的興趣閱讀。
現在，這部對談錄的中文本經過作者的修訂補充，用《探求一個燦爛的世紀》做書名，由北京大學出版社、香港明河社正式出版，滿足了廣大讀者的要求，我感到非常高興。
如果要問我讀這本書後的印象，我想用一句話來回答：這是一本真正屬于即将到來的新世紀——21世紀的思想文化著作，是廣大中國人、日本人和一切關心世界和平、人類命運的人們都值得一讀的好書。
21世紀是新的科學技術更加突飛猛進地發展的世紀，也是全球經濟逐步走向一體化的世紀。
在這樣的世紀，人類如果沒有愚蠢到要毀滅自己的話，就隻能依靠對話來解決相互間的問題。
湯恩比（A.Toynbee）博士多年前曾對池田大作說：“要開拓人類的道路，就隻有對話了。
”（明河社版第19頁，下同）金庸也說：“語言是人類的特征，不會對話而隻會用爪牙來決勝敗，是野獸而不是人類。
”（71頁）這些都是發人深省的話語。
從這個意義上說，池田大作、金庸兩位的著作采用對話體，本身就富有象征的意味，從内容到形式都閃耀着新世紀的光亮。
作為國際上兩位有影響的傑出人士和現代文化學術事業的闖路人，池田大作和金庸有一個共同點，這就是大無畏地堅持真理的勇氣。
日本創價學會從第一任會長牧口先生、第二任會長戶田先生起，就堅守正義的事業，反對日本軍閥的侵華戰争，牧口會長不惜為此而獻出生命。
池田先生接過前輩交下來的正義之棒，堅持反對日本的軍國主義勢力，大力推進日中友好，主張日本必須對戰争反省，必須為侵略罪行道歉。
他在困難條件下長期不屈不撓地艱苦奮鬥，為維護亞洲和世界和平作出貢獻。
金庸先生在中國發生文化大革命，林彪、四人幫猖獗一時的年代，冒着巨大的危險，公開站出來反對這場動亂，揭露和批判左傾錯誤思潮，指出它的嚴重危害，後來在香港《基本法》起草過程中，又堅持維護香港和港地居民的實際利益，不怕某些勢力以示威遊行、焚燒《明報》相要挾，主張逐步擴大民主，赢得民衆的理解和擁護；他在長達三十多年中成為香港輿論界的旗手。
他們都是一方言論的重鎮，時代良知的燈塔。
金庸就說：“每一個階段中，在堅持自己的主張時，都面對沉重的壓力，有時甚至成為暗殺的目标，生命受到威脅，但是非善惡既已明确，我決不屈服于無理的壓力之下。
”（178頁）池田大作也說：“誰正确，誰愚蠢？時間這面鏡子會清清楚楚地映照出來。
”（361頁）根據我的理解，他們兩位之所以能夠大無畏地堅持真理，就因為他們堅守一條根本原則：一切從“人”的幸福出發，時刻牢記“為人們謀幸福”，永遠不忘記這個出發點和落腳點。
多年來，許多悲劇的發生，都是由于把某些意識形态的教條放到了首位，而将廣大人民的實際利益擱置一邊。
中國内地就經曆過那類為了保持意識形态“純潔性”而整天争吵不休，批判來，批判去，動不動就“割資本主義尾巴”，卻讓農民饑餓緻死的事；四人幫還提出過所謂“甯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等等荒唐口号。
在香港，前些年也為要不要“直選”等問題發生過激烈的争論。
彭定康和一些人根本不顧一百四十多年來香港從未有過民主的現實狀況，将“民主”原則簡單地生搬硬套。
這實際上并不重視香港居民的利益。
正像池田大作所說：“正确地汲取民意，并非一件易事。
”盧梭當年就曾喟歎：“民衆在選舉中是主人，選舉以後則是奴隸。
”可見，把某些教條絕對地奉若神明未必正确。
這裡的病根，用池田先生的話來說，就在于脫離開“人的幸福”這個準則，反過來“用教條來裁判人”，忘記了“人的幸福總是比抽象的‘真理’或‘意識形态’更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