仇。
當你急急忙忙趕到河西公社一個又一個村莊去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農民平反的時候，你是否也會自問：這是怎麼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餘年幹了怎麼一回蠢事？而你能把這蠢事的來龍去脈以及你當初那麼賣力地幹這件蠢事的客觀和主觀的原因“說清楚”嗎？我以為你現在說不清楚。
其實，現在根本沒有人要求你“說清楚”。
我現在想和你讨論一個問題，我做下了你認為尚未完全“說清楚”的錯誤，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說不清楚的錯事，你我十幾年來的仇視和互相傷害，究竟是為了什麼？你怎麼看這個問題我不知道。
同是一個我，既可以做一個合格的人民教師（我曾被推選為模範教師），又可以是一個兇惡的迫害革命幹部的打砸搶分子（譬如對你的種種淩辱和迫害）。
同是一個你，既可以以“團長”的名義把全公社上至支書下至會計出納的百分之九十的幹部一齊掃蕩，然而你又可以以黨委書記的名義給他們一個一個平反，你不覺得是一場真正的悲劇麼？
這場悲劇的痛切之處還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義發生和演化着。
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義去造反的。
譬如你，也是以同樣堂皇的名義進行“四清”運動的。
而這兩場運動的共同結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現在普遍滋生起一種厭惡政治的社會心理和社會情緒。
出現這樣情況的原因不難理解，政治在多年來變幻莫測的動亂中最終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義，變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聽之聞之就頓生厭惡之情了。
說句難聽話，當人民最關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後使人民終于發覺它不過是一塊抹布的時候，哪兒髒就朝哪兒抹而結果是越抹越髒的時候，自然就明白這塊抹布本身原來就是肮髒污穢的一塊布，那麼它就隻能使人失望以至厭惡了！
聽說你正在與教育部門的負責人做工作，想給我恢複民請教師的工作。
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現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師的工作。
我在“文革”中的作為可以說是臭名遠揚。
我現在為自己的惡劣行為懊悔不疊。
我無法站在講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傳道授業解惑”的神聖的事。
一句話，我現在還不能恢複面對那一雙雙純潔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時自尊自信的勇氣。
我作過亂，我罵過人，使用的是最肮髒的語言。
我打過人，拳頭和腳都使用上了。
我造過謠，不惜颠倒黑白，無中生有，以置對方于死地而為目的。
我搞過陰謀，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達到最堂皇的目标。
我尚未從自己的心裡徹底掃蕩這一切人類最壞最惡劣的品質，尚未恢複到我60年代初剛剛開始做教師平作時的那種純潔的心理狀态。
我怎麼能去做教育後一代人的神聖的工作呢？
我将認真地對自己講求一下“心理衛生”。
基于如上認識，我現在首先向你做真誠的忏悔。
我不是一般地遵循“向前看”的說教，而是真心實意地希望自己從懊悔中獲得解脫。
我也想向與一切被我傷害過的人忏悔。
既然我明白了這場悲劇的實質，同時也就覺得它十分好笑，也就覺得沒有必要使你我在心裡互相憎恨，因為這些東西，本不屬于我們應該有的東西。
緻以
敬禮
唐生法
1979.5.20.
關書記讀完這封長信，擡起頭來。
窗外是一排白楊，枝葉綠郁蔥茏，在溫柔的陽光和微風裡舞擺。
他的眼光有點呆滞，一下子難以從這封信的震撼裡清醒過來。
他點燃一支煙，在屋子裡踱起步來。
他踱着步，漸漸加快，腦子裡開始煩躁不安。
他猛然刹住腳，拉開門，吼叫起通訊員小馬來，過大的聲音在公社院子裡回蕩。
小馬聞聲奔來，機靈的眼睛瞅着公社的最高領導者的臉色，有點驚慌。
他對小馬吩咐說，立即給公社派駐到所有村莊的幹部打電話，緊急通知，讓他們今晚回公社機關來，彙報各個村莊糾正“四清”運動“冤假錯”案的進度和狀況。
小馬不敢表示出任何異議，轉過身就走，鑽進電話房裡去了。
他忽然想：要不要把唐生法給他的長信向全體公社幹部讀一讀呢？這封信對加快複查“四清”中大量案件的進度不無推動力吧？當然，拿出這封信來公之于衆……這需要勇氣！
關志雄轉過身，一拳砸在那信紙上，自言自語吼道：
“奶奶個熊！老子豁出去了！”
這是在市人民代表大會期間，我與關志雄的一次相遇。
我過去隻知道他“文革”中受過折騰，并不在意，因為幾乎所有大小領導幹部都受過類似的折騰，隻是程度上的差别，并無幸免者。
今天晚上，他卻向我道出了這一段“地窖”裡的奇特經曆，使我難以忘記。
“你看，我把我一生中最見不得人的事都告訴你了。
今晚以前，世界上沒有第三個人知道我躲地窖的事。
可我心裡很憋，我說給你，你罵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反正我心裡松泛了一些。
你們作家可以把自己心裡的事兒變個法兒寫出去，我沒這個本事。
你覺得我的這段經曆有意思的話，你可以寫小說，隻是……甭胡球編！現時有些小說、電影編得太虛了！”
這就給我日後的小說定下了調子。
當我今天打算寫這個故事的時候，已經少了顧慮，文學園地早已出現了一種類似于小說也類似于報告文學的新形式，叫做報告小說或紀實小說。
不過我覺得我的《地窖》還是小說，不僅僅是因為主人公的名字是我随意改換的，我的朋友自然不叫關志雄。
那一晚，我們在一塊多喝了幾杯，關志雄臉膛泛紅，眼珠熠熠生輝，興奮難抑。
我問他後來還見過那位救他命的地窖女主人沒有？他笑着說：“見過一次，是她和唐生法開着汽車把我請去的。
他媽的，唐生法這小子有文化知識，又有在公社農具廠當廠長時拉下的熟人‘關系’，在東唐村開辦了個小加工廠，掙了大錢。
他和女人開着大卡車到縣上來把我拉去，備下家宴，把他父親也請過來。
”
“那家夥真不得了，掙下幾十萬了。
他給東唐村小學捐獻了一座二層教學樓，又給東唐村修建了自來水塔。
他說……他做這些事是要講一講‘心理衛生’……”
“我在他家裡，再也找不到那個地窖了。
他們蓋下了小洋樓，廈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實了。
我竟有點惆怅。
”
“那玉芹也容光煥發，發胖了，還燙了發，是那個小加工廠的會計，走起路來腳下叮咚響。
進門時一見面，她的臉一下子紅到脖頸。
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細，還對着我開她的玩笑，‘都老球了，見人還臉紅哩！’……”
我不禁暢懷大笑。
關志雄卻沒有笑，從沙發上站起，走到窗前，推開窗戶。
這座十層樓的賓館下面，是灰濛濛的低矮平房的瓦頂，燈光大都熄滅，臨街公路上的路燈放出一種紫色的柔光。
這座飯店的多數窗戶也都黑下來，夜正深沉。
關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煙。
他現在是河口縣人大常委會副主任。
他對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長時間。
後來，我們就睡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