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秧子是我一個遠門堂叔的綽号，他的注入戶籍卡的名字，是一個單字：樂。
村裡人提起他來，總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綽号，就喚作鬼秧子樂了。
這種啰嗦的稱呼本來并不符合莊稼人說話喜歡簡便的習慣，可是仍然喜歡這樣叫，時日長了，似乎說來順口，聽來也順耳。
單從這個綽号的字面上直觀，就可以肯定他不屬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
一個鬼字，就使人生出許多聯想來。
不過，在鬼秧子這個鬼字裡，主要含蘊着詭的意味，大緻概括了我的堂叔處事和為人的一貫特點，不那麼豁達爽直，也不像一般莊稼人那麼憨厚實誠；舉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與人交手，總顯出一副詭的樣子；實話少，空話多，絕不會顯山露水；有人概括說，鬼秧子樂要是說他去西京，實際準是去了東京，你要是按他說的到西京去找他，準會撲空上當了。
許是自幼受到這種民間輿論的蠱惑，我對堂叔自覺保持着一定距離，一種警惕和戒備；甚至看見他瘦小的身影，輕快的腳步，比一般莊稼人靈活的手勢，也無不産生一種詭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額，深藏在眉棱下的那兩隻細小而靈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蘊藏着深不可測的詭秘的氣象了。
莊稼人對于過于精明，精明到詭秘程度的人，就大大減低了信賴的心理依據，自然地表現出敬（卑？）而遠之的保留态度了。
我雖不敢卑視我的長輩，卻也不敢與他過往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燈時分，一進門便看見鬼秧子樂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親扯着閑話。
他平時極少到我家來串門，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約要說什麼話，或者要辦什麼事。
因為他和母親的閑聊，完全是一種心不在焉的神氣，明顯是在消磨時光。
“你咋瘦成這個樣子了？”他驚歎地說，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剛剛和我見過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見過似的，“嘿呀！我說公家幹部這碗飯也真是不好吃！不要看不背不挑，勞心傷腦哩！勞心的事比勞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
你看看勞心勞神瘦成啥樣了……”
我自知其實并沒有明顯的變化，百二十斤的體重也沒有減少，不過聽了鬼秧子樂叔的話，似乎總比聽到誰說“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聽人說，縣城的街道裡，有小販兒擺攤兒了，油糕桌子、涼粉案子都擺出來了。
”鬼秧子樂叔說，完全是一種與己無關的閑談的口氣，“政府也不幹涉？”
“不。
”我說，“政策允許了。
”
“政策怎能允許私人開鋪面，做生意？”鬼秧子樂叔不解地說，“共産黨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
”我自作聰明地解釋說，“中央從幾十年的失誤中總結教訓，清醒過來了，對農民不能卡得太死。
”
他的一雙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隻是盯着自己手裡那隻油膩的黑色羊皮煙包，悠悠地挖着。
憑直覺，我覺察出他很專注地聽着我的每一句話，每一個字，卻擺出并不在意的架式，甚至連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藝麼？”母親插嘴說，“幾十年沒派着用場，現時用得上了。
”母親說着，又問我，“你記得不？你樂叔跟你二爺（樂叔的父親）在五裡鎮擺油糕桌子那陣兒，紅火得很哩！一街兩行七八家油糕桌子。
就數你樂叔家的生意好。
你樂叔炸出的油糕，黃亮、酥脆，咬在嘴裡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樣好的油糕了。
”
我隐約有一點記憶。
五裡鎮街心的水渠邊，撐開一座篷帳，一張四方桌子周圍，擺着四條長闆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莊稼漢男女。
那位已經去世的二爺在滿面笑容地招呼顧客，而正當年輕的樂叔，站在翻滾着油浪的炸鍋前，兩隻手靈巧地捏着面團兒，把一個個扁圓的油糕貼着鍋幫溜進油鍋裡，立時冒起一團兒油浪。
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樂叔用筷子夾出來，架在鐵絲網架上……我曾經饞涎欲滴地在那油鍋前踅磨過，怎能完全忘記呢！
“哈！那當然，咱們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摻半，青紅絲，核桃仁，桔餅，吃來啥口味？”鬼秧子樂叔自豪地感歎起來，“而今國營食堂裡賣的那油糕，隻包一撮黑糖。
前年我到西安，在東大街一家甜食店買了倆油糕，全是幹殼子！皮子硬得像皮帶，咬都咬不動。
我算是把一兩糧票一毛二分錢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裡鎮擺開炸鍋，保準紅火。
”母親說，“老人們還都記得的。
”
“不！咱可不能再幹那号營生了！”鬼秧子樂叔慨然說絕，“投機倒把那營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