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的臉紅得像一隻鮮紅的蘋果，連耳根都紅了，終于在遲疑問，轉身從桌子上端起暖水瓶，在一隻玻璃杯子裡倒水。
他走到她背後，抱住她的肩膀，親了她一口。
她放下暖水瓶，掙紮着，企圖掙脫他的擁抱，他死死地抱住她，緊緊盯着她的眼睛，她沒有叫喊，使他受到鼓舞，更加有勁地箍住她的肩膀……終于，她羞澀地向他皺了一下鼻子，就伏在他的強壯的胳膊裡……一切就這樣簡單、直截。
她上了一年技校，學校解散了，國家進入嚴重的經濟困難之中，一切公民都自覺承擔國家的壓力，她也将背着鋪卷回到渭河邊去。
為了表示他的真誠，他提出立即結婚。
他們原來商定在各自畢業以後，工作安置穩當，再辦婚事。
現在，他還有一年就要畢業，沒有必要等待了，他要和她結婚。
她從渭河邊的大平原上，來到南塬坡根的他的家裡來了。
如果她在無線電學校讀完學業，那麼，她現在至少可以穿一身幹淨的白大褂，在無線電工廠做一名工人，皮膚不會變得這樣粗糙，更不會折一根樹枝當做筷子吃開水泡馍了！她是無數個為分解國家困難而犧牲了自己前程的青年中的一個，現在完全變成和黃土一樣粗放而又質樸的農村婦女了。
她的鼻子雖然還習慣于皺一皺，卻僅僅隻是一種下意識的習慣，公主似的高做蕩然無存了……
“趙鵬，你歇下嘛！”
她站起身，兩隻手在擰着一撮麥杆兒，那是綁麥子的索子。
她的口氣是真誠的，固執的，愛護他的。
他聽了有點難受。
是的，她比他年齡小，然而仍叫他歇着。
她的口氣中包含着一層明顯的意思：她是農民，應該而且能夠幹完這一切；他是……應該歇下來的人！她叫他趙鵬，這是在他對她實行“突然襲擊”時叫出第一聲之後至今沒有改過的稱呼，尚沒有像鄉村裡夫妻間習慣于稱對方為“娃他大”或“娃他媽”。
“我想跟你……在一擺兒割麥！”他笑着說，“咱倆……難得夫妻相随哪！”
她的鼻子皺了一下，動心地笑了：“你說啥呀？”
“我想跟你在一擺兒割麥。
”他說。
“啊……你再說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擺兒割麥。
”
“再說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擺兒……”
她扔下手裡正在挽着的麥索子，三五步奔過來，抱住他的脖子，用她粘着粉灰的臉，和他的臉緊緊地擠挨在一起，顫抖着聲音說：“趙鵬，你說說心裡話，二十年裡，你真的沒有後悔過嗎？不嫌棄我是個農民嗎？”
“後悔也沒用！”他幸福地笑笑，依然用他慣長的诙諧的口氣說，“誰讓我當初像日本法西斯一樣，瘋狂地偷襲珍珠港呢？”
他們相依相偎着，坐在熱烘烘的麥茬地裡。
他捉住她的手，看看手心，又看看手背，那曾經是細長的柔軟的姑娘家的手指，現在又黑又粗，繭甲摞着繭甲，食指上被鐮刀劃破一條口子，淌過血，已經被黃土淤塞了，連一塊包紮的布條兒也沒有。
他歎口氣說：“淑琴，你真是受了苦了！”
“農村婦女，哪個能不勞動呢？”她淡淡地笑笑，似乎沒有苦痛，不在意地說。
“好了，再苦這一個夏收吧！完結了——”他摟着她的肩膀，“你在家裡受了二十年苦，現在總算熬到頭了。
收完麥，咱們馬上搬家，進城。
”
“我進不進城倒是意思不大咧！主要是娃娃。
”淑琴說，“我已經四十歲了，到死進不了城，也沒啥，反正你也不會離婚了，我高興的是娃娃們再不推車挑擔了……”
“不！我主要考慮的是你！”趙鵬說，“你搬到城裡，在廠裡随便找點工作幹着，咱們就是一家人了，比在鄉下要方便多了！”
他在年初被正式批準為工程師的職稱。
三月裡，省人事局下了一份文件，給取得工程師和相當于工程師職稱的科技人員，解決後顧之憂。
他正當其時，沒有費多少周折，就轉辦完畢戶口手續，把一家三口的戶口和糧食關系，遷轉進城市了。
隻待夏收一畢，把去年秋天分給他家的五畝七分四厘川地和坡地如數交回生産隊，從此将用糧本在糧店買糧了。
“最後一次收獲！”
他給她說：“最後一次收獲。
我們從此将變成城市居民了！所以我說，我想跟你在一擺溜兒割麥，興許我們再也不會提鐮刀了呢！”
“最後一次……收獲……”她喃喃地說着，站起來，攏攏頭發，走到自己的麥擺上，回過頭來，“趙鵬，你把剛才的話再說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擺溜兒割麥。
”他大聲說，揮一下鐮刀，“這是最後的一次收獲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