降級。
象黃體芳這種當到侍郎的大員，總有好幾次加級的紀錄，因此這樣的處分，對他來說，實在絲毫無損。
徐桐與李鴻藻如此主張，其餘的堂官覺得不甚妥當，“妄議更張，迹近亂政”與“妄行條奏”的過失，并不相同。
然而因為上谕中最後一句是“交部議處”，不是“交部嚴加議處”，又因為黃體芳本人是兵部堂官，建議改派曾紀澤專司籌練海軍，亦可說是分内應盡的言責，似乎談不到“亂政”。
這樣一轉念間，也就默然同意了。
複奏一上，慈禧太後大為不滿。
認為“所議過輕”，朱筆親批：“黃體芳着降二級調用。
”而“吏部堂官傳旨嚴行申饬”。
包括告假的崇绮在内，這個年便都過得不甚痛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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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夕那天，慈禧太後作了兩個重要決定，也就是在明年要辦的兩件大事，一件是由選秀女開始，為皇帝立後，一件是預備撤簾歸政。
于是，光緒十二年正月初五，慈禧太後召見軍機，當面囑咐，決定帶皇帝去谒東陵。
此行有三大典禮，第一是到慈安太後在普祥峪的定東陵上去行“敷土禮”。
慈安太後暴崩于光緒七年三月，當年九月大葬。
慈禧太後因為病體初愈，不耐長途跋涉，未曾送到陵上。
皇帝年紀太輕，亦不能送葬。
”四年以來，慈禧太後一直認為這是一件她應該對慈安太後抱歉的事，決定趁撤簾歸政之前，彌補此一咎歉。
第二是皇帝登極以後，始終還沒有瞻谒過穆宗的惠陵，這一次應該盡禮。
第三就是在東陵隆恩殿為列祖列宗行大飨禮。
所謂“敷土禮”就是民間的掃墓，自以清明為宜，所以當天頒發上谕，定于二月二十七起銮，三月初二清明行敷土禮，禮成以後随即回銮，預定三月初七還宮。
為了遷就三月初二清明這個日子，回銮的行程相當匆促，而必須在三月初七還宮，則因為這一年會試，定制三月初九第一場開始，考官必得在前一天入闱。
三月初七回京，第二天派出考官，才能不誤試期。
這一下，有三個衙門要大忙特忙了。
第一個是直隸總督衙門，要辦“陵差”，主要的是整修沿途的跸道；第二個是禮部，要準備各項儀注；第三個就是内務府，伺候皇太後、皇帝及宮眷的車駕食宿，不是輕而易舉的事。
不過大感為難的既非内務府，亦非直隸總督衙門，而是禮部。
慈禧太後谒陵，儀注自有成例，為難的是初谒普祥峪慈安太後的陵寝，并無成例可循，找遍舊案，隻有同治四年，兩宮太後緻奠孝德顯皇後的例子，似乎可用。
孝德顯皇後薩克達氏，是道光二十七年，文宗當皇子的時候，宜宗為他所冊立的嫡福晉。
但這位福晉福薄，并未當過皇後，道光二十九年，宣宗的繼母孝和睿皇後駕崩，第二天，這位福晉薨逝。
而當孝和睿皇後駕崩時，宣宗已經高齡七十有二，并且有病在身，歲暮之際，接連遭遇喪事，過于傷感，所以不到一個月，亦就龍馭上賓了。
于是文宗即位，薩克達氏被追封為孝德皇後，而她的喪儀進行到一半，由于身分自皇子的嫡福晉變為皇後，亦就更改為大喪儀，梓宮一直停放在東陵附近的隆福寺。
同治四年，文宗大葬，孝德皇後合葬于定陵，兩宮皇太後緻奠，因為孝德皇後是元後，當然用的是妃嫔對皇後六肅三跪三叩的大禮。
這一次慈禧太後拜谒慈安太後的陵寝，應該亦可援用此一成例，滿尚書延煦主張最力。
他所持的理由是，生前兩宮并尊，而死後的情形不同，一直到鹹豐十一年文宗駕崩的時候，始終是皇後與懿貴妃這兩種不同的身分。
如果說慈禧太後此時可以平禮緻祭，那麼當時兩宮以妃嫔之禮祭奠孝德皇後，就是錯了。
于是定議，詳細複奏。
慈禧太後先看行大飨禮的儀注，寫的是：
“康興九年秋，聖祖奉太皇太後率皇後谒孝陵，前一日，躬告太廟，越日啟銮、陳鹵簿、不作樂。
既達陵所，太皇太後坐方城東旁，奠酒舉哀，皇太後率皇後等，詣明樓前中立，六肅三跪三拜，随舉哀奠酒，複三拜，還行宮。
後世凡皇太後谒陵仿此。
”
這個儀注，慈禧太後自無話說，接下來看到皇太後“詣普祥峪定東陵行禮禮節”，自然而然想到當年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後的情形，勃然大怒，将禮部的奏折，狠狠地摔在地上。
左右太監宮女見此光景，吓得個個屏聲息氣，雙腿發抖。
當然，李蓮英是例外，然而也不敢随便說話，努一努嘴，示意太監宮女都退了出去，然後撿起奏折，悄悄看了一下，還不知究竟，隻猜想到一定是禮部所拟的儀注，大不合她的意思。
“你看！”慈禧太後指着奏折，咬牙說道：“禮部拟的什麼儀注？”
“那兒不對，傳旨軍機說給他們改就是了。
”李蓮英說，“禮部堂官都是書呆子，何必為他們動那麼大的氣？”
慈禧太後也是一時之氣，自覺為此發怒，會遭人背地裡批評，度量太狹，因而忍住一口氣，接納了李蓮英的建議。
于是軍機承旨，通知禮部重拟儀注，要跟當初兩宮太後在隆福寺祭奠孝德皇後的禮節，稍有區别。
這本來不算一件大事，如果初拟之時，就酌量更改，亦不會有人批評。
但這樣一奏一駁，反而引起士林注目，尤其是會試将近，才俊之士，雲集京師，其中頗不乏為老輩宿儒所敬重的名士通人，将這件事看得很深。
因為看得深，也就看得很重。
這也可以說是舊事重提。
當年為了醇王是皇帝的本生父，防微杜漸，深恐明朝嘉靖年間“大禮議”的故事重演，所以極力裁抑醇王。
上至親貴，下至翰林，幾乎無不以為醇王絕對不可過問政事，防他因為幹預朝政而逐漸養成羽翼，一旦皇帝親政，成了無形中的“太上皇”，便無人可以制他。
這重借為穆宗立嗣作題目，其實等于“争國本”的公案，直到穆宗大葬，吳可讀屍谏，方始告一段落。
在當今皇帝入承大統之初，就是醇王自己也知道，處于極大的嫌疑之地，自分必是從此與國家政事絕緣，閑廢終身，因而當時上奏兩宮太後，有“曲賜于全，許乞骸骨，為天地容一虛糜爵位之